。而且这个考成法还继承下去了，到了崇祯年间，官僚拷打陕西无地少地农民，大体上就是继承张居正的遗志——结果陕西考成的成果就是考成出了闯王。
张居正还重新丈量了全国土地，但丈量的成果如何呢？反正隆庆年间纳税民田是700多万顷，万历十年的纳税民田还是700多万顷。
最后，张居正还在实际上给了东林党出现和存在的土壤。东林党之类的官商利益网，在张居正排斥异己遏制民间舆论的条件下很容易滋生，顾宪成、李三才都是张居正时期得到官僚权力的。张居正的所谓改革，实际上对穷苦农民不利，对王朝也很可能弊大于利，但唯独对东林党所代表的那群官商最为有利，所以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党一掌权，就马上给张居正平了反。
东林党什么的，即便其中有部分人气节盈胸，但高务实作为红朝我党培养出来的年轻干部，一贯是看不惯只讲个人气节而不讲国家利益之辈的——你如果是个平头老百姓，不能做到“舍小家为大家”也就算了，但你身为国家高官，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国家要你何用？相对应的，纵然红朝也有贪污腐败问题，但回过头来看看，红朝抗洪抢险的时候是不是有危险“群众先撤，党员先上”？是不是“书记退撤书记，书记不退党员都不准退”？至少高务实当年作为县高官的秘书，在危急时刻从来都是跟着书记顶在抗洪第一线，动不动就是三天、四天不能下大堤的。
权利永远应该对应着责任。
当然，张居正改革的真正成果，高务实还是要肯定一条：不管手段高明不高明，至少国库里头总算不至于要饿死老鼠了。
虽然高务实一直都觉得明朝的税收体制问题很大而且很杂，但归根结底，继续找农民收税肯定是个饮鸩止渴的蠢办法，只有扩大税源，尤其是商税、关税，甚至工业税等，才是正理。
张居正改革弄到最后依然只是在农税上想办法，并且实际上出现了强制收取货币农税的情况，在高务实看来顶多只能算功过参半：固然有给明朝续命之功，但却也是在不断地透支朝廷的最底层民心，并且在他之后明朝沿着这条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就越发没有回天之力了。
所以对比来看，高务实认为高拱继续执政并不会比张居正做得差，而如果自己将来有机会掌握大权，虽然收取商税的困难可谓巨大无比，但他还是自信至少能做得比张居正要好。既然如此，那就只好劳驾您张先生挪挪屁股，一边凉快去了。
剩下的就是冯保和李贵妃，高务实能想办法拆散的只有这两人。
冯保这边，按说应该相对好办。太监嘛，就算平时喜欢以文化装点门面，但骨子里爱财应该是跑不掉的，历史上冯保也并没有多么滴水不进不是？因此，只要操作得当，拉拢他入伙还是有希望的。
难点在于李贵妃，眼下的李贵妃还不是隆庆皇帝死后那个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皇权的李太后。此时的她深居宫中，哪怕高务实是个小孩子，但皇宫大内又不是高家后花园，哪能想去就去，上次那么好的机会进宫，不也没见着这位？
况且，就算见到了又如何？难道跟她说：哎呀，娘娘，我这里有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而且利润异常丰厚，您要不要也来入个股？
简直是荒天下之大唐。就算要入股，按照中国历代的传统，也该是他们家当家的来入——那是隆庆皇帝，也没轮到李贵妃啊。
高务实左思右想，还是觉得李贵妃这个口子不好打开。不过他毕竟是在后世从过政的人，深知“领导搞不定，就搞定领导身边的人”这一真理。
“领导”身边的全是些宫女太监？没关系，冯保那边先想办法搞定，然后嘛——搞定李贵妃的家人！
李贵妃自己虽然深居宫中，可她总还是有家人的，而且史书里就记载了她的父亲，那个在后世有无数同名人的李伟。
这位后来的伯爵阁下，原先只是个通州乡间的泥瓦匠，当初其家乡遭了虫灾，李伟在乡下混不下去，逃难般的带着女儿来到京师，捱了几个月之后发现京师居、大不易，眼瞅着就要饿死街头了，无奈之下只能将女儿送去了裕王府做小丫鬟。
不得不说，这是李伟这辈子作出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因为从此之后，一条康庄大道就摆在了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