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忽然说让高务实放心大胆去做霍光，这件事一开始的确让高务实颇为吃惊。毕竟在这个儒家思想已经深入社会各方各面的时代，霍光那种擅行废立之举无疑是对皇权的大不敬，而对皇权大不敬就是有违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伦理的。
无论你这废立是不是对大汉王朝实际上有着莫大好处，甚至你擅行废立本身就是因为你忠于先帝的意志，总之都不行。只要你做了，你就是乱了纲常，就是乱臣贼子。
君王必然是对这种纲常礼制最为坚定支持的人，所以当皇帝说出这番话时，高务实才会愕然不解，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然而当皇帝稍稍暗示，他转念一想，便立刻明白皇帝为何敢于让他“去做霍光”了。这里头至少有三条理由，而且每一条理由都很充分。
首先是政治氛围不同，或者说，是儒家思想对于社会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
霍光执掌天下大权时，“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天子”，这一局面甚至成为了日本“关白”一职的来历，可见影响之深远。然而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汉初的国策本是黄老之术，到了武帝时期才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霍光掌权正是在武帝死后。
换言之，霍光掌权时，儒家思想盛行天下也不过区区数十年，很多人只是顺着武帝的心意，在嘴上把儒家捧了起来。他们心底里对儒家的认同感究竟有几分，那是谁也不敢下定论的。
在这种情况下，霍光行废立之事才没有太过于强大的反对浪潮。他只需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今上”的种种不端，并且让贵族高官都认识到——这皇帝再干下去，咱们所有人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废立就不再是无人敢于触碰的天条。
然而大明呢？此时儒家早已盛行一千多年，所有人从接触社会开始就被禁锢在这种纲常伦理之下，而理学更是为这种纲常伦理再一次做了强化，以至于君臣尊卑被视为天经地义。在这种时候再想搞废立，社会基础可谓薄如蝉翼。
这可不是高务实想多了，或者没听说过“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他是有自己的认识的，这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南明的皇帝、监国动不动就换，但是也有没哪个老朱家之外的“兵强马壮者”去“为之”，而是一个个都乖巧地去奉某位朱明宗室为皇帝。至于他们自己，宁可做权臣，也不敢轻易自立为帝。连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都聪明地转投了南明——哪怕那时候的南明只剩一张虎皮。
另一个例子是，吴三桂掀起三藩之乱后，犹豫良久，最终没有抬出老朱家的人在台面上做虎皮，而是自立为帝。结果，这一下子就让他失去了所有原本还能争取一下的势力支持，最终被本来已经战力大衰的清廷纠集各路力量平定。
民心本身并不能决定皇位的归属与稳定，但失去民心的人就算自立为帝，也不过是沐猴而冠，这皇位是绝对坐不稳的。
万历中兴是实打实的，无论高务实在其中立下了多大的功劳，最终还是会被归因到万历天子头上，所以朱翊钧的确不怕高务实对他有什么企图。
即便将来万历天子驾崩，但他积攒下来的政治声望也会余荫自己的太子。只要太子没有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那么即便是高务实，也动摇不了太子从自己父皇手中继承的皇位。
顶多，你架空小皇帝呗。可是你终归是要死的，而小皇帝比你年轻三十多岁，大家拼寿命，优势总在小皇帝。当你死了，你儿子总不能也继承你的官位吧？那么，小皇帝自然胜出。
这里就该说朱翊钧的第二条理由了。汉朝的政治架构基本上以门阀制度为主，即权贵们的权力可以比较轻松地让自己的下一代合法继承。然而大明的政治架构可不是汉朝那样的门阀制度，大明施行的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的文人官员才是维持国家运转的主力。
或许有人要说，大明也有宗王宗亲，还有各大勋贵，怎么就不算门阀了呢？开什么玩笑，宗室不过是个猪圈，甚至现在高务实连猪圈都想给他拆了，在政治地位、政治实权上他们根本不值一提。
至于勋贵，他们倒是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他们负责的不是国家的运转，而仅仅只是拱卫皇权。举个例子，假设朝廷明年要加税或者减税，请问是内阁首辅的意见重要，还是某位国公爷的意见重要？
别开玩笑了，任你是哪家国公爷，但凡不是嫌自己这个国公干得腻歪了，那就压根不会就这个问题多说半个字。
别说是这些朝廷行政上的事务，就算是五军都督府主管的那些事，国公爷与其他勋贵们一般也不会和兵部纠缠太多——除非兵部说以后勋贵们连在五军都督府挂名都不允许，那他们或许会跳出来跪求皇帝为他们做主。
当然，这种情况下皇帝有极大概率也是真要为他们做主的，毕竟如果勋贵们完全靠边站了，那皇帝也就真成了孤家寡人，开始变得有些危险了。
总之，朝廷实际上的行政大权都在文官集团手中，而文官集团的权力因为科举制的存在，无法合理合法的转到自己的儿孙手中，只能通过“师生”、“同年”、“联姻”等关系来维持。
而即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