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确定用经济手段给日本内战再上一道保险用以加强对战争进程和烈度进行控制的高务实没有料到，经济变化同样也在大明内部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政治变化的根源。
其实，高务实做了这么多年改革，其中很多方面都涉及经济，但直到如今才引动政治变化，这本身就已经很离谱了。可以这样假设：如果现在的欧洲各国如大明这般，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出现如此程度的经济变化，没准国王的脑袋都可能搬个家。
这不是夸张，也不是随意比较，因为按照原历史的发展来看，再过几十年英格兰就会因为底层经济逻辑的变化，将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推上舞台中央，这个人叫克伦威尔。
大明的经济底层逻辑暂时还没有颠覆性的变化，经济主体依旧是“自耕农+地主与佃户”组成的小农经济模式。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大明暂时不会出现“护国公(克伦威尔)”的两大原因之一，而另一大原因则在于中国并非欧洲式的封建君主制，而是中国特色式的中央集权制帝国。
马导师提出过“五种所有制”，恩导师完善归纳为“五种社会形态说”，将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GC主义社会。”
“未来”离此时高务实所处的时代还太过遥远，暂且可以不提。但基本可以认定，当前这个时代可以看做从中世纪农奴制社会到锦缎雇佣劳动制社会的变革早期。
然而这里有个极大的问题，那就是无论马导师还是恩导师，他们所说的情况实际上都是以欧洲为基础的，强行套用到此时的中国则明显有误差，并且误差还很大——中国早就不用农奴制了啊！(这里省略几万字，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找资料研究，都是公开的，也不涉政。)
后世很多学者研究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在欧洲兴起，而中国顶多只是“资产阶级萌芽”就没了下文。不能说这些研究不重要，但高务实一直认为他们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其实根本道理反而挺简单，就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经济层面，在于中国代表了农业社会发展的巅峰；另一方面是政治层面，中国代表了中央集权制帝国组织形式的巅峰。
前者意味着，代表农业社会经济的地主阶级在力量上远强于代表商业社会经济的资产阶级；后者意味着，代表帝国旧有制度利益的统治阶级在力量上远强于代表新兴制度利益的资产阶级。
说到这儿，道理就明摆着了。
欧洲能在中国之前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因为欧洲有多先进，反而是因为欧洲在农业社会时代发展不够先进，于是就导致“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团”过于弱势，居然无法剿灭新兴的资产阶级，这才导致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把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时代。
相反，中国这边的“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团”发展程度远高于欧洲同行，实力不能说是强大，简直是过于强大，以至于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其实力都可以轻松吊打所谓的资产阶级——也就是“雇佣劳动制”利益集团。
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你资产阶级革命怎么可能成功？可不就是伸手斩手，冒头砍头么？
你以为在大明朝就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事情发生吗？不，有的，只不过刚刚冒头就被解决了。
举个例子，原历史上的现成案例：“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其年水灾，丝价甚昂，而‘苏(苏州)民素无积聚，多以丝织为业，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织造太监孙隆掌税事，而其参随黄建节等，擅加征税，甚至及于织户小民，‘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并趁机要机匠按匹纳税后才可发卖，以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佣工无所趁食’。
苏州机户与工人忍无可忍，先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聚众二千余人，推选昆山机匠葛成为首领。隔二日，又有某些不知名人士为首，率数十人入玄妙观约定行动，葛成以芭蕉扇为号指挥，发誓‘不取一钱’、‘不夹寸刀，不掠一物，预告乡里防其延烧’。自葑门起，于灭渡桥捶毙税官黄建节，午间又击毙徐怡春，接着分别往阊、胥二门外，凡是税官在地方者，尽遭民众殴杀。之后又前往投靠税监的乡绅与富户家，‘毁其室庐、器物，或毙其戚属’，或各执火炬烧打。”
上述即为魏斐德(FrederisWakean)、森正夫、赵鼎新等多位史家、学者所重点探究的“织佣之变”。而对于台湾所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巫仁恕来说，这次发生在江苏苏州府的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仅是他搜集到的明代中期至清乾隆年间众多“城市民变”案例中的一个。
事实上，这样的“民变”例子多了去了。如1484年，成化十九年，苏州府城反宦官索贿；1518年，正德十三年，福建省城福州兵变抗议裁饷；1575年，万历三年，湖北黄州府黄梅县城反征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江西九江府彭泽县城抢粮暴动；1796年，乾隆嘉庆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官匠罢工要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