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丽雅和艾尔温都点头。网络时代, 流量为王，谁掌握了舆论，谁就掌握了“民意”, 她们其实不是太懂，但都已经接受了网络时代与纸媒时代的不同, 她们只是不懂网络时代掌握舆论的方法。 如果以“民意”来作为判断的标准, 张文雅完全有把握将“帕特里克案”搞成人人皆知、民愤极大，这比去“说服”大法官改变主意要更可行。 但是, 大法官们真的是以“民意”来做参考的吗？ * “民意？”肯尼思随口问：“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我看卷宗里有一些意见书会写到, ‘根据民意’balabala, 法官们真的会参考民意吗？” “有时候。你要明白，民意只是工具, 需要用到的时候, 民意很重要, 毕竟，民意要如何量化呢？” “民意调查？” “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又不能以调查数百人或是数千人来判定输赢。” “陪审团算是民意的体现吗？” “一部分吧。陪审团也要听取双方律师的辩护、研究证据是否能支持双方的辩护, 跟普通意义的‘民意’不太一样。” “其实民意是可以被操纵的，对吧？” “——对。但要小心, 因为有时候事情是不受控制的，人数越多就越难控制。” 这倒是。 想想那些网上热搜, 所谓“带节奏”，你在带节奏, 也有别人在带节奏, 一件事情发酵起来很容易，但走向的控制就是数学家也无法控制的事情了。最难控制的是人心, 人数越多, 变数越大。 比如堕胎权, 一个保守的清教徒会认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感恩，不可反自然的去堕胎，但他/她也同样可以认为，如果明知一个胎儿有基因缺陷，生下来会十分痛苦，那么他们也会同意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孕妇堕胎。 持枪权亦然，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同一个人的观念也会是灵活的或者说是流动的。 而民众的观念也是可以改变的，今天你力捧一位“战斗英雄”，群众说好好好，战斗英雄满赛；明天你又说搞错了，此人不但不是战斗英雄，还是个骗子——于是人们纷纷拿出石头，砸死这个人。 社交网站还没有出现，但要不了几年就会出现，其实，要是想做一个有良心的地球人，就该在社交网站出现的时候买下来，然后弄得半死不活。不过想想，操作性也不大，比如你是可以买下刚起步的FACEBOOK，但社交网站的形式已经被人知道你不占领市场，自然会有别的社交网站来占领市场。 所以时代的洪流是无法阻挡的，你要么顺应习惯，要么掌握它的妙用。 有意思，要更多的去思考“民意”这个工具。 张文雅又想到，肯尼思这样的男人会接受新事物：社交网站吗？也许会玩的很溜也说不定。 * 大法官们不在，最高法少了许多严肃，多了很多随意。 因为保密协议的原因，张文雅还是不能跟肯尼思讨论具体案件，但可以随便问一些技术细节，比如某个案子为什么会这么判，为什么会那么判。案件递交到最高法的申诉理由五花八门，有很多角度都非常清奇，就是明知翻不了案，但我要递交到最高法，万一哪个大法官看上了，我就能上最高法走一圈，即使败诉也没关系，重点是去了最高法。 匪夷所思！ 张文雅目瞪口呆，叹为观止！ 美国人真的仿佛有什么大病，各种意义上的。 这么说有些案件压根也没想过能真的被大法官选中，一年六七千个案件，只选一百件左右有些年份甚至不到一百件案件来审理，能被选中的案件都可以称得上是“天选之子”了。于是能上最高法走一遭就成了一些律师们刷履历的追求。就是金斯伯格，在担任法官之前在ACLU干了十年，一路做到总律师，也只有六个案件到了最高法，这当然也成了她履历中光辉的一页，必须拿出来专门说说。 这也很考验律师的专业水平，要挖空心思找出申诉的点。 “帕特里克案”恐怕被告律师也没有想到真的会被最高法选中——想到这儿，张文雅开始后悔了，要是这个案子她干脆不往上提交呢？大法官反正是不可能自己挑选案件的，从卷宗进入最高法，直到上大法官团开始投票是否接受，中间有很多环节，随便哪一个环节都能压下这个案子。 不过，被告律师会来查询，我递交的案子是打回来了，还是被接受了；书记员也会把分配过来的卷宗过一遍，看看是否有哪个没有查看过。 好吧，想要在最高法动点小手脚其实还是可以的，就是比较麻烦，意义也不大。最高法无论怎么判决，对实际的生存环境改变的都不是很大。反向论证一下，帕特里克如果维持原判被判死刑，会震撼那些禽兽不如的男人吗？也许，但作用不大，如果作用真的很大，就不会有那么多谋杀罪犯了。 但会好一点吗？会好一点，会让潜在罪犯想想值不值得用命换一时的“愉悦”。 说白了，还是“震慑力”。 就是这个案件有点可惜，如果前几年提到最高法可能更好一点。 1996年，美国上映了一部电影《杀戮时刻A Time To Kill》，电影的一开始是一件惨案：一个非裔小女孩塔尼亚去镇上的杂货店买东西，回家路上被两个穷白人红脖子强|奸，遍体鳞伤，身体受损，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塔尼亚的父亲怒火中烧，在庭审的时候持枪射杀了两个禽兽，主角就是为这个父亲辩护的律师。结案陈词写的很好，演员的表演也很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