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立朝伊始，便偏向大地主，渐渐诞生了士族，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兼并，平民开始失去土地。
此时天灾连年，人祸不断，使得本就贫穷的平民百姓纷纷破产，生计无着，他们或沦为佃农，或沦为奴婢，或弃农经商，甚至还不少被迫流亡，成为流民。
为了求得生存，流民多次举行起义，黄巾之乱，便是其中的巅峰。
这被称为流民一怒天下反，然而起义导致社会连年战乱，反过来又产生了更多的流民，成为天下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的循环。
流民之所以产生，主要原因有天灾和人祸两方面，天灾造就矛盾，人祸激化矛盾，两者相生，天下大乱。
天灾即是自然灾害，是导致流民产生的直接原因。
东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气候由暖转寒的时期，气候渐趋寒冷，自然灾害多发。
东汉一共195年，其中有明确史料记载的灾年，竟有119年之多，这一阶段的自然灾害以多种灾害并发为其典型特征，其中水灾、风雹、早灾、蝗灾较为常见，而且往往同年中两灾、三灾并起。
尤其是汉安帝在位其间十九年，只有一年未见灾荒记载，几乎每年都有数种灾害发生，其中最多的一年为延光元年，这年共发生水、旱、震、风、雹、蝗六种灾害，整个天下困苦不堪。
这也是为什么袁熙读到这段历史时，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可能兴修农田水利设施的原因。
所谓风调雨顺，完全是看天吃饭，只有人对大自然的改造，才是拯救自身，泽被后世，利在千秋的根本解决办法。
自然是美的，百姓也是也是美的，两者结合而出的升华之美，便是劳动人民改造自然，从大自然中获取回报的过程。
对于自然灾害，汉廷可以救灾，但是当朝廷不作为，或者无能为力时，就变成了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此谓人祸。
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人口数量，《中论·民数》篇：“民数周为国之本也”。
东汉初期百废待兴，汉庭极为重视增加人口，故大力鼓励生育，《后汉书·章帝纪》载：“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
加上鼓励早婚等因素，人口因此飞速增长，到了中后期，出现了地少人多的情况。
但另一方面，汉廷并未采取办法阻止大地主大士族兼并土地，加上东汉赋税非常沉重，其特点是田税轻，人头税重，这明显是偏向大地主，将农民逼上绝路。
如果遭遇重大变故，使农民不堪重负，破产流亡，出现“百姓流离，无故者半”、“天下户口减半”的局面，便使得大量自耕农破产，成为无地的贫民。
没有饭吃，自然要起义，且不管黄巾起义中，是否有大地主大士族浑水摸鱼的影子，其始作俑者，还是汉廷的政策出现了偏差，导致被反噬的恶果。
而豪强地主们“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成为了大大小小，称霸一方的势力，同时觊觎着权利顶峰。
袁熙心知这个问题，从封建社会迈入资本主义社会后，都没有解决，只是既得利益者从大地主变成了资本家而已，食利阶级从始至终都在把持着政策的制定。
在这种社会中，交税的主力都是社会中层，而收入最高的上层人士，却想方设法避税，甚至出现了负收入，真是极为讽刺。
这便是袁熙为什么如此痛恨士族地主的原因，朝代覆灭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不是他们，但之前的几捆稻草，肯定是他们压上去的。
袁熙是个很有别扭的人，他更痛恨资本主义，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除了比封建社会生产力高得多之外，许多地方的社会道德还不如后者。
比如更加隐蔽，压榨下层民众的手段。
比如表面平等，实际更加放荡的人伦。
比如更加坚固，无法让人反抗的锁链。
资本主义萌芽，激发出的不仅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还赤裸裸的压榨出了更多的血汗和生命。
要是两种社会形态具备同样的生产力和技术力，到底哪个高明，袁熙其实并不知道。
所以袁熙不打算搞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这很可能是是条弯路，又如同宿命之环般，兜兜转转画了一个圈子回到原点。
如果历史的轮回真是如此的话，那他宁愿尝试一下，如果不走这个环的话，能不能打破这个怪圈？
袁熙从不否认事情有两面性，凌驾于百姓民众之上的，天子之下的统治阶级，从上古最早的奴隶主，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再到汉末魏晋唐朝的士族，再到宋明时期的士绅，以及资本社会的资本家，里面固然有剥削压迫百姓的存在，但却不可否认，也有自我革新，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相较于后世一股脑将罪责推给所谓的资本，袁熙就想不明白，资本，不就只是资本吗？
资本是死的，掌握它的人才是关键，好人叫做企业家，坏人叫做…..反动派。
当然，反动派可能是富人，也可能是甘当富人马前卒的精神奴才。
倒推回来，当今也是这样，袁熙不可能灭尽天下士族，视其反动程度，便只能拉拢一批，打击一批，感化一批，消灭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