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唾沫横飞，明明是他血口喷人，哪儿来的买卖工分？
大家都是规规矩矩的人，除了上面定下来的手艺人按照规定批准，农闲时分可以外出做工，挣到的钱缴纳回生产队，生产队在给记上相应的工分外，就从来没有买卖工分这一说。
不信你们瞧瞧，他们生产队工分本子上，手艺人从农忙过后到现在的工分都是空着的，因为还没有结算，所以不好把工分敲上去。其他的都是当天结算，是多少工分就是多少工分。
那人一张嘴哪里说得过四面八方，只能含恨被带走了。
余秋看着何东胜两只眼睛都熬成熊猫了，还在这儿对着自己兴致勃勃地谈论昨夜的见闻，忍不住摇头点他的脑门子：“你们就是欺负傻子。”
买卖工分这种事情，理论角度上只存在于每个公社特批的各生产队的手艺人，比方说木匠、泥瓦匠之类的。
每年利用农闲时分，他们可以外出打工，然后挣到的钱，理论角度上是要全部上缴给各自的生产队，然后由生产队记上相应的工分，到了年底再依据工分给个人分粮分油分钱。
不过实际上这个缴纳费用是一定的，多挣的钱就归属于手艺人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农村嫁女儿没办法嫁上公家饭，就一定要盯着手艺人的道理，家有余粮啊。
抛开这个明面上可以买卖工分的特殊人群不谈，社员们在没有办法自己上工的时候也会想办法用钱买工分。因为现在你没有粮票，连粮食都买不到，不用钱换了工分好在生产队分粮食的话，一家人也只能喝西北风。
只不过后者属于见不得人的，私底下买卖各个生产队都存在，广大社员同志也自己认可，谁没有三灾两病，家里出问题的时候啊。又不是白记工，是掏了钱的。
但是上面来检查的时候，生产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有这种现象的。否则如果我不上工，光拿了钱就来买，还怎么以粮为纲？
白洋河的民兵队长为了讨好上级领导，直接捅破了这层农村基层单位的潜规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农村的基层干部，各个大队以及各个生产队的头头脑脑，就算是为了自保，也必须得把这人狠狠踩死，否则倒霉的就是他们自己了。
廖主任这一招很简单，在乡村政治当中也司空见惯，叫做发动群众斗群众。官家不出面，只在后面运筹帷幄，让他们自己在前头撕咬。
调查组的同志们长期生活在省城，对乡村政治生态缺乏足够的了解，自然一不小心就被廖主任牵着鼻子走了。
他们心中未必不存有疑惑。只不过所有的调查工作惯例都是抓大放小，在有明确证据证明犯的错误的民兵队长跟只是被怀疑有问题的群众之间，他们要抓的当然是前者，大小也是个干部呐。
跟几十年后，有些地方默认培养干部不容易，不时明目张胆让干部带病上岗，发现问题直接给干部调岗了事的风气不一样；眼下政治生态对于干部尤其严苛，起码明面上是这样。干部一旦被发现问题，就必须要严厉处理。
白洋河大队的这位民兵队长吃亏就吃亏在被绕晕了头，稀里糊涂间就转移了方向，莫名其妙，关注重点就成了工分本。
他也不想想，考生们是时刻准备着要上大学的，需要经过反复政审。他们不盯死了自己的工分本才怪，一天都不会迟的确保工分已经上了账。
查他们这个，他们还生怕你不查呢。
何东胜笑的眼睛都弯了，脸上两个大大的酒窝承载着满满的欢喜：“我跟你说最有意思的是，陈队长的工分本没有划满。”
民兵队长理论上不属于大队干部，还是要回自己的生产队干活挣工分。
这位陈队长当初也是寄希望于高考摇身一变成公家人的，所以预考之前他同样脱产学习了不短的时间。
只不过因为底子太差，他又羞于向老师请教，所以连预考都没通过。
虽然说白洋河是他们陈家人的一亩三分地，重要岗位基本上都由陈家人把控。但是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家人都有矛盾，何况是这种大家族。
当初他们大队本来是计划推陈队长去上大学，这就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负责记工分的人也懒得上赶着伺候，既然陈队长没有上工，他就空着，坚决不划分。
陈队长自己也没关心这件事，反正到了年底的时候肯定工分一分都不可能少了他。
哪个能想到呢？这还没到年底呢，他就因为不好好下田劳动，走白专路线，想当秀才，不顾集体利益被拖走了。
那个民兵队长的位置，没得说，也直接叫捋了。
为了防止再出现家族一言堂，对抗组织领导，各委会领导当场做决定，任命了外来户一个下放知青接替他的位置。
余秋听的直吸气，一个劲儿的摇头。
她就知道廖主任这么个小鼻子小眼的家伙，不会轻易放过敢得罪他的人。
要是白洋河大队的这位民兵队长甩脸子后都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恐怕廖主任也顾不上这一茬。
但他非要跳出来还想找事，那廖主任肯定就能直接一把头将他钉死在地上，再也翻不了身。
谁说强龙压不了地头蛇，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