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我说声对不起行了吧？”
他嘟囔：“大家都是文明人，讲道理，同事矛盾闹大了，你收不了场。”
姜锦年总算明白：以他的意思，无论他有没有性骚扰，真理都站在他这一方。她不闹当然最好，如果她闹了，那就是她不懂事，不知进退，不分轻重，不会在办公室里做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人的脸皮这么厚呢？
他没有愧疚、悲伤与羞耻感，只有面临麻烦之前，低等动物般的自保手段。
姜锦年想起小时候的生活——街坊邻居里不乏一些擅长骂街的泼妇，而老花呢，并不比她们高明多少，高学历洗脱不了一个人的低级趣味。
姜锦年沉思着，不言不语。
傅承林发话：“你恶意骚扰一个女孩子，欺凌她，泼她脏水，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天底下哪儿有这么好的事。”
他将一瓶白酒推到了老花的面前：“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一口气喝了这瓶酒，要么写一篇职场性骚扰报告，带头反省，公开发表。我多问一句，你会写研究报告吗？想出名吗？”
老花眼皮泛白，死死瞪着他。
他脸上没什么情绪。
老花握着52度的白酒瓶，仰起脑袋，发疯般“咣咣咣”地灌酒。那边KTV的经理拉开房门，已经出去了，其他几位谨慎的同事也先行离开，剩下的众人，有一部分看热闹不嫌事大，另一部分窃窃私语，心情复杂。
酒瓶渐渐变空。
傅承林自称：“我算是脾气好的男人。改天你性骚扰了别人，人家打断你的手，你也该受着。”
说完这句话，他牵住姜锦年，带着她走了。
包厢之外，晚风凉爽，迎面扑过来。
姜锦年怏怏不乐。
她手伸进傅承林的口袋，掏出一盒男士香烟。她又摸向他的裤子衣兜，寻找打火机，但他立刻断了她的念头：“我很少会带打火机。”
姜锦年叼着烟，像个痞子：“总有人会弯腰给你点烟的。”
她悄悄问他：“包厢里真的有摄像头吗？”
“没有，”傅承林诚实地说，“我骗了他。”
夜深人静，路灯的影子被幽光拉长，照在他的侧脸上。他目视着前方，并没有一点胜利的愉悦，也没有以权压人的报复快感，他向她坦白：“那个经理也是我的人，我临时叫他来，捧了个场。要是真有摄像头，我不会用微信问你被他碰了哪里，也不会不报警。我们没有目击证人，牵扯不清，只能使诈。”
姜锦年垂头丧气：“我早该想到的。”
想到什么？
她没有细说。
深夜，他们回到家中，姜锦年花了很长时间洗澡。傅承林在书房待了一会儿，手里攥着药瓶。医生说，当他狂躁到暴怒的程度，就要靠药物稳定情绪，但是这玩意儿吃完了，就像治疗抑郁症的药，会比较困，倒床就能睡着。投资市场上风波翻涌，利益关系诡谲百变，他能做到心如止水……不过，家人出了大事，他的情绪不可控。
他扔开药瓶，翻查日历——还有半年，他母亲就出狱了。
他拿起签字笔，在日期上画了个杠。
姜锦年方才从浴室出来。
她的心情依然低落。今晚，她遭遇一种不公平，只能用另一种不公平反击。她试想，倘若傅承林没有出场，夏知秋等人会重视并相信她吗？答案是否定的。
男人嘛，总是更理解男人一些。
她还记起，剑桥大学有八百年校史，直到几十年前，才愿意招收女学生。全球五百强企业里，又有多少女性高管呢？也不知女人的职场天花板何时才能消失，怎样才能让男同事把她当做男人。
最为讽刺的是，高中与大学前两年，姜锦年外貌粗陋，不修边幅，男同学真把她当做同性，私下相处时，倘若得她指点，或帮助，便有满腔兄弟之情。
姜锦年趴回床上。
她蒙着被子，如鸵鸟，如乌龟。
傅承林将她的被子一剥，双手握住她的腰，像是从锅里捞一只饺子。姜锦年凶巴巴地问：“你干嘛？”他吻着她的后颈，道：“亲我老婆。”姜锦年被他弄得很痒，维持了几秒静止，娇声娇气道：“你抱抱我。”又说：“我还是委屈。”
傅承林道：“委屈是正常，那人不仅下流，说话也很难听。”
姜锦年双手托腮：“我的应对措施，不够机敏。”
“你已经做得不错，”傅承林半靠着床头，覆手摸着她的头发，接着说了一句，“不过，某些情况下，你没法儿讲理，嚣张的是作恶者，吃亏的是老实人。”
房间里阴暗不见天日，他卸下心中面具，冷冷淡淡如自言自语：“你那位同事，仍然算个麻烦，怪我没有和平解决。我问问你们总监，是打算留他，还是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