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现出这么多的学术成果也不是不可能。”
“但请睁大眼睛看清楚，这篇文章来自于华国，他们国家的经济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如果我不是相当确定现在的时间是九月底的话，我都快怀疑是不是愚人节到来了！”
“伙计们，请你们真诚地告诉我，这些论文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我们该不该接受？该不该退稿？如果接受的话，我们是应该从这些论文中接受哪几篇？还是说，我们应当全部接受？”
编辑团队中最有资历的那个人答道：“我只看了三篇，无法为所有论文做保证，但我能肯定的是，在我签下名字的那三篇论文中，一定没有问题。那些逻辑太缜密了，用的论述方法都不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惯常用的方法，反倒是像研究数学的学者喜欢用的。”
“而且，虽然我只看了这位华籍学者的三篇论文，但我能从文章中感受到她的认真程度，所以我也相信我的同事们的判断。我建议录用。”
《全球经济》的主编胡乱地薅了一把本就没剩下几根头发的地中海，道：“可这个华籍学者一次性寄来这么多论文，我们该怎么给她发表？难不成开设一本增刊？”
“我看这论文的数量，一本增刊根本不够用，怕是得三本才行。但如果我们直接开设三本增刊，且这三本增刊上所有论文的作者都是同一人的话，怕是会影响到我们《全球经济》的声誉。”
有一位一直都默不作声的编辑突然抬头，顶着那密密匝匝的抬头纹问，“主编先生，能不能停一下，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东西，大家能不能根据手中所审论文的页码数来分别讲一下，这个华籍学者在论文中都进行了哪些尝试，又得到了那些成果？”
这位编辑是一位经济学界的老学究，据说同主编的关系不错，就是脾气有点怪。当初他刚从斯坦福退休，就被《全球经济》的主编给挖了过来。
这位老教授都这么说了，《全球经济》的主编只能听从，请手中拿着论文的人依据顺序讲自己在论文中看到的东西。
每有一位编辑讲完，那位老教授手中的本子上就会添一段话。
等所有编辑都讲完之后，《全球经济》的主编见老教授眉头紧锁，特意等了将近一刻钟的时间，眼看着吃午饭的时间到了，这位老教授却迟迟没有回神的意思，《全球经济》的主编只能先遣散参会人员，让众人去吃饭。
那位老教授就在审稿室中坐了整整一个中午，他连厕所都没有上，整个人就仿佛是被粘到了椅子上一样。
到了下午，《全球经济》的主编听闻老教授一中午都在审稿室中，滴水未沾，粒米未尽，忧心老教授的身体吃不消，特意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三明治带了进去，放到老教授的面前，问，“您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老教授点头，用笔划过自己草草画出来的思维导图，将存疑的地方指给《全球经济》的主编看，“这些论文乍一看相互独立，但若是仔细拼装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论文就像是从一棵树的主干上摘下来的不同果子，虽然颜色不同，但味道却是差不离的。”
“如果你真的用心看了这些文章，你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都是有先后顺序的，将这些文章串联起来，就是一套全新的经济学理论。只不过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出于怎样的考虑，居然会走出这么一步臭棋，将好端端一套理论给剪裁得支离破碎。”
“我建议你将这些稿件全部拒稿，然后再写一份说明信连带着退稿一并送过去，到时候就说，我们并不是不认可这些华籍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我们觉得，通过作者与期刊编辑部的共同努力，这个学术成果能更好、更优异。”
《全球经济》的主编一听自己之前最为敬重的老师都这么说了，决定再试一次苏娇杨。
邮包当天晚上就已经出发了，漂洋过海，历经重重海浪，顺利抵达华夏，然后又乘上开往平沙市的火车，直到送入苏娇杨的手中。
苏娇杨是在国庆节期间收到包裹的，她打开一看，发现《全球经济》的主编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如果按照这位主编的意见来修改……苏娇杨想了想，直接将自己的第一份极尽细致的手稿翻译好给《全球经济》寄了过去。
《全球经济》的主编要的就是她的大成果啊！
早知道如此，她还费心费力地拆什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