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加褒奖。而她判断是否有功的方式，再也不是像过去一样，只看赋税，而是着重看民生。辖区内发展了多少产业，有多少流民安定，有多少新生婴儿，修建了多少公共设施，包括水利建设、道路建设和育婴堂等等，都是月度上报和年终考核的事宜。
对于她的提议，衙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与民修养生息的好办法。不少人甚至开始摇旗呐喊。月池还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多溢美之词，别说文化人夸起人来，还真是花样多。
有夸她为国为民，不谋私利的。有赞她重视农桑，兴修水利，关心民生的。有人说她的考核标准，细致清楚，重视实务。更有一票人感恩戴德，说自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收入微薄，李尚书这样厚赐官员，无异于活菩萨，救苦救难。说到最后，还有人感动地流出了眼泪。
而当她询问意见时，这群人依然没有半个不字，而积极地细化她的想法和方案，一面绞尽脑汁，还一面观察她的面色，来揣度自己的说法是否合她的心意。
月池：“……”
所有人脸上都带着笑，所有人都近乎“虔诚”地望着她，她一时之间都分辨不出他们的五官，只能看到他们黑洞洞的眼睛和咧开的大嘴里露出的微黄牙齿。她早已习惯了众人明里暗里地唱反调，如今这样众志成城、满心顺从，倒让她觉得心惊。这就是主掌人事考评之权的威力。他们的升迁祸福都捏在她的手里，谁敢不听话，谁又能不听话。
月池的心中一瞬间划过这样的想法，她要是下令让他们从儒家经典里找到女子也能议政的论据，他们会怎么办？这群眼高于顶的人，为了升一步官，是不是也能将自己口中过去的大道理贬得一文不值？
而她这种略飘的心理，在内阁主持的九卿议政中，才沉了下来。这里的人对待她的态度与过去别无二致，甚至有的人还更强硬了一些。
户部尚书王琼就当面指出她的想法不行：“田赋是国之根本，要是将田赋让地方自用，恐怕会动摇国本。而你提出对那些要修建抗灾工程的地方拨款，这又是一大笔开销。这进的不足，支出得更多。即便军费开支大减，太仓松快了一些，也支撑不起这么花法。”
就连吏部尚书梁储也点头称是：“更何况还有官员年终的表彰，总不能表彰也发胡椒苏木吧。”
月池沉吟片刻，她终于还说了出来：“在连年的天灾之下，单单依靠田赋来作为朝廷的税基，的确是独木难支。我们为何不好好在商税上理一理呢？”
内阁次辅刘健皱眉道：“你想加征商税？”
月池道：“并非只是单纯的加征。我听说徽州富商，争奇斗富，天下闻名，可徽州全府去年的商税还不超过三十两。而在那些小商小贩身上，因税勒索破家的局面，却十分普遍，据说货物运进店要交税，运出店也要交税，商人运船从南北上，经多少关卡，就要重复交多少次税。您不觉得，这里头大有不对劲的地方吗？【1】”
谢迁问道：“你是想打击富商巨贾。”
月池斟酌着道：“下官斗胆，为何一定要打击呢？时至今日，商贩兴旺，早成常态，难道还能夺了他们的生计，叫他们全部回家去耕种吗？农户所供，由商户来出售，农户所需，由商人来转运。农商互利，资农厚商，方为长久之道。”
开国时，太/祖爷就讲过要减轻商人的负担，不可如汉时一般鄙薄过度。可这毕竟是稍微对商人好一点，将其视为四民之一，不至于将其压榨得活不下去而已，可李越却是要提出，要将商人抬到和农民一样的位置，这在这时看来，可谓是惊世骇俗，因而也受到了大家的反对。
态度激烈者，历数重商的危害：“民间本就流传‘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倚市门’。如再抬高商人的位置，还有何人去耕织？届时，如再逢水旱之灾，百姓危矣。”
更有人说明商人成势的威胁：“汉时桑弘羊有言‘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流放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吴楚七国之乱，离不开这些人在背后势力。你也算是博古通今，应该知晓这个道理才是。”
态度温和者，则是先表示理解：“太仓空虚，您也是病急乱投医了。依我看，可以再调整商法，将富商巨贾套入笼中，不可任他们荒淫越制，伤化败俗。而对小商小贩，还是可优待一二。”
月池辩道：“可如今钱神当道，已成江河之势，不可逆流，我们当顺势施政，而非逆势而为，这是做不成的！”
她的这种想法又引起了更大的争议。有人甚至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难道因为做不到，就要眼看江河日下，甚至放任自流吗？”
这又扯到了道德伦理的上面。这就更是说不通了。最后，还是杨廷和出面协调各方：“商税之事，需从长计议。而惠农之策，亦要徐徐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