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兵部尚书熊廷弼一直在关心辽东的战事。
按照他当初的设想辽东至少要增加到十六七万兵马才能遏制住建州。
不过随着袁应泰的大败使得大明损失了数万精锐，加之李献忠的精兵计划，如今辽东全镇也不过十万人马，却压的建州喘不过气来了。
他也不得不承认，宁远伯李献忠不仅仅是作战勇猛，在战略规划上也是一个天才。
如今朝廷对付建州其实主要是依靠李献忠手下的开原、铁岭、抚顺三路。
李献忠仅仅凭借手下3万人马就彻底掌握了战场主动。
而放弃了宽甸堡之后，南线明军的压力顿时减小了许多。
蓟辽总督阎鸣泰只需要利用上万精兵守住鸦鹘关同清河堡一线，就能彻底稳住南线的局势了。
很明显如今辽东的“北攻南守”策略不但奏效，而且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开支。
光是7万人一年的军饷就替朝廷省下了126万两白银。
而李献忠攻伐建州更是只出动了2万人，这样的规模即使打上个一两年朝廷也是可以承受的。
所以对于叶向高提出的增兵辽东，他是不赞同的。
一来是大大的增加了朝廷的负担，二来也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建州北面的险要之地，诸如界藩城、萨尔浒、古勒寨已经全部掌握在大明手中了。
现在赫图阿拉北面只剩下一个马尔墩寨了。
只要拨发足够的弹药和军备给宁远伯李献忠，要攻克那里是早晚的事情。
另外从战略层面考虑，如今建州正处在内讧之中，如果明军此时大兵压境，他们肯定会暂时放下内部矛盾，全力同明军决一死战。
若此时明军暂缓进攻，说不定能让他们继续内讧，甚至出现火并。
所以熊廷弼不赞成向辽东继续增兵，在宽甸开辟第二战场。
熊廷弼是内阁成员中最知兵的，他的意见应该是最据权威的。
不过东林党人为主导的内阁可不是这么看的。
他们认为此时建州大乱，乃是彻底解决建州问题的大好时机。
李献忠在马尔墩寨磨磨蹭蹭的，明显有养寇的自重的意思。
泰昌帝当初就对辽东李家的势力十分忌惮，故而才要求李献忠发兵攻打建州。
可如今明军的伤亡并不大，战后辽东李家会更加尾大不掉。
既然李献忠不愿意速攻，那么朝廷只能增加兵马开辟第二战场。
这样一来肯定会加速建虏的崩溃。
一来可以避免李献忠独占平定建州的大功，另外也能刺激其加强攻势有助于彻底解决建州之患！
如今“齐、楚、浙”三党在内阁人微言轻，七位阁臣之中只有次辅史继偕同熊廷弼两人反对。
由于阎鸣泰是以蓟辽总督兼任的辽东巡抚，很快内阁就让叶向高的得意门生王化贞就出任辽东巡抚。
而天启帝此时毕竟才刚刚登基，不清楚其中的厉害关系。
得知内阁不但拨发了军资，还要给辽东增兵，可以尽快结束对建州的征伐，他就爽快的同意了对王化贞的任命。
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万历朝了，虽说朝会不是天天举行，但大臣要见皇帝还是很容易的。
天启帝直接在朝会上应允了此事，司礼监也不可能再驳回内阁的相关票拟。
不过魏忠贤还是利用自己秉笔太监的权利对内阁的票拟进行了修改。
叶向高等人原本是要想彻底架空阎鸣泰这个蓟辽总督，让阎鸣泰直接搬出辽东坐镇蓟州。
司礼监以阎鸣泰坐镇辽东劳苦功高为由，拒绝让其撤离辽阳。
有阎鸣泰这个蓟辽总督坐镇，多少还是对王化贞有一点制约的。
不过阎鸣泰知道自己在这个蓟辽总督任上应该也呆不了太久了。
因为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内阁有意将原本三年后的京察提前举行。
大明规定每六年要对南北两京的官员进行考察，谓之“京察”。
京察时，四品以上的官员由皇帝亲自考察，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如果考核不合格的官员，则会被直接罢黜，削职为民。
四品以上官员的京察主要是通过臣子写“自陈疏”的形式，由臣子自己向皇帝报告过去六年工作中的种种不足，希望皇帝能够罢黔罢黜自己。
皇帝在看完自陈疏后，通常对臣子多加鼓励，然后将其留任。
所以这种四品以上官员的京察往往是留于形势，根本就无法起到监督的作用。
而万历后期由于党争的兴起，京察则是直接演变成了党争的工具。
谁掌控了吏部和督察院就能对其他党派进行清理。
万历45年的那次京察中，“齐、楚、浙”三党就是利用京察直接将东林党人几乎全部清理出了朝堂！
如今东林党人想将京察提前，很明显就是要利用京察进一步清理“齐、楚、浙”三党的官员，使得朝廷变成东林党的“一言堂”。
一旦东林党彻底掌控了朝局，那么自己这个蓟辽总督是一定会被他们拿下的。
不过这次辽东巡抚的换人，却在辽东官场引起了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