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师长同志，大卫他.他临死前只交给了我这个，再没其它什么。” “.” 面无表情的马拉申科坐在靠背椅上听着卡拉切夫这话良久不语，始终未能吐出一个字来。直到在闭目冥思中再次睁开了眼睛，并将手中皱皱巴巴的纸条置于了卡拉切夫面前的桌上之后，这才伴随着起身缓缓开口。 “无产者受压迫剥削的土地被砸碎了枷锁、解放了命运，但这只是一部分土地。在这普天之下生活在同一片大地上的人们，还有许许多多生活在我们所战胜过的命运当中。” 一边说、一边走着的马拉申科缓缓来到了窗台前，揭开窗帘顺着尚且还完好、没有被打碎的窗户玻璃，向外眺望着柏林城远方的景色。那矗立着无数建筑的地平线天边，依旧被硝烟与阴霾所笼罩、遍布漆黑。 “你说，如果一位双目快要失明的母亲，得知了自己的儿子为了挣自己的医疗费而死在了异国他乡的陌生战场上，这样的故事又会以怎样的方式迎来终点、再画上句号。” 大卫留下的那张纸条上所记载的文字并不多，那甚至不是他老早以前就准备好的，而是在拿到了那支好不容易找来的汤姆逊冲锋枪之后，在前往一线战场的路上所随手写下的便签。 大卫恳请着异国他乡的军人同僚，请求和他相识的时间只能以小时计算的科瓦诺夫少校。 如果他遭遇不测，请务必将照相机连同里面的胶卷交到记者团的团长——杰佛逊的手中，为他那身患眼疾、急需一大笔钱来挽回光明的母亲带去希望。 在那段纸条上没写、马拉申科也不知道的故事里，急于用钱又并无一技之长的大卫，被那杰佛逊相中并主动找上门来给予了机会，成为了一名身患残疾但却待遇不菲的记者。 对此感恩戴德的大卫对杰佛逊感激地五体投地、甚至马首是瞻，那份对比寻常职业确实算得上是高薪的工作，确实令大卫的生活出现了一丝希望，但这仍然不够，大卫需要的是在短时间内能够最大限度来快钱的方式。 那是一大笔能为他母亲挽回光明的钱，也是从小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大卫仅剩的唯一亲人，支撑他坚强地活下去的最后希望。 好在，那给予了他“希望”的杰佛逊先生确实很有能耐。 在得知了大卫的难处之后，很是贴心地再次给予了他一个机会，一个以自己的性命为抵押所签订的契约——按照照片的精彩程度和张数来计算报酬的上不封顶“赏金契约”。 当然，在任务完成之后，作为一手交钱、一手上货的买断式交割，那些照片的署名权和版权将与大卫再无任何关系。得到了以上所有的杰佛逊先生所要付出的，仅仅只是以他的财力而言微不足道的一点小小成本而已。 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善于找到他人弱点的寻觅者更不在少数。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做出像马拉申科那样的“为了同志”的选择，为了一己私利而利用他人弱点者大有人在，甚至占据多数。 当目标有了行动起来的充足源动力，会不惜一切代价去义无反顾之时。 面对大卫时始终面带微笑的杰佛逊先生，已不再担心自己的计划会出现纰漏与闪失，他有着充足的理由来相信自己一手制定出计划的高可行性、高成功率。 当一次巨大的成功与成为传奇的机会，需要与死神签订契约、作为代价来交割，善于寻找契约漏洞的杰佛逊先生需要这纸契约带来的回报，但最终被写上契约的却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反正，死神就像自己一样只在乎到手的结果，不在乎过程与姓甚名谁。 某种程度上已经自诩自己与神明比肩，可以主宰他人的命运来为自己铺就道路的杰佛逊先生同样不在乎过程，看重的只有最终的结果，因那纸契约的完成而带来的回报。 马拉申科不知道大卫身后的故事，但却记住了这个来自美国的年轻小伙的名字。 “那台照相机大卫被送来的时候有随身带着吗？” 手握着皱巴巴的纸条还在呆愣中的卡拉切夫，面对着马拉申科突然提出的问题一时语塞，搜寻着脑海中碎片式的回忆直到片刻之后才应声开口。 “没有，师长同志。” “大卫来的时候身上没有携带任何东西，没有武器、也没有照相机。我甚至来不及向科瓦诺夫少校询问情况，就安排人手把他送进了手术室紧急抢救。如果不是这张纸条，我甚至都不知道有照相机这么回事。” 并未直接参与到这件事当中的人不止是卡拉切夫，马拉申科也是一样，只是见惯了战场生死之事的马拉申科能比卡拉切夫想到更多的东西。 “叫科瓦诺夫进来，我有话要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