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再次查询曾吉。曾吉陈述：“自己是在东阳车站乘坐特快列车返回南光市的。” 警方根据他的这一陈述向那趟列车乘务员核实，回答说对旅客曾吉没有印象。 于是，警方拘留了曾吉。根据曾吉交代，警方在南光车站行李寄放处找到了四方脸型、年龄四十左右的工作人员核实，工作人员回答：每天接待大量旅客，没有关于曾吉的印象。 警方专案组根据如下几个方面，认定剧作家曾吉是杀害吴英的嫌疑人：曾吉与吴英有不洁关系，趁其夫肖龙外出参加帆船比赛期间，结伴直奔东阳市某酒店开房偷情。曾吉虽供认不讳没有隐瞒这一事实，但他却说：在从酒店屋顶广场观看焰火晚会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吴英从身边突然消失。该陈述逻辑不通。 假设吴英独自一人去了哪里，离开前必然跟曾吉打招呼。关于这一点，嫌疑人曾吉本人也说不可思议。就算是在屋顶广场上碰上熟人，害怕暴露与曾吉在酒店开房事实而一时逃逸，事后也必然返回房间与他会合。何况，吴英的行李拖箱还原封不动地留在酒店客房。这一现象连同曾吉的坦白交代，警方感到嫌疑人身上疑点重重。 然而，吴英从屋顶广场失踪的事实却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只有嫌疑人曾吉一人的供词。再说，他也没有及时向酒店通报。从翌日早晨八点左右在总服务台办理退房手续，到他本人双手提着女伴行李拖箱和自己行李拖箱从酒店出发，都没跟酒店总服务台透露一点儿口风。 警方认为，嫌疑人这一举止极不自然。当然，也不是不能理解曾吉的托词，是秘密幽会之旅的缘故，所以不能告知包括总服务台在内的任何人。可是女伴吴英不在了，况且她本人在东阳市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曾吉理应知道这一情况。她在屋顶广场上不辞而别并且又没回到南光市自家住宅，按理应该认为她身上发生了重大变故。奇怪的是，曾吉却没有采用任何对策。按理说，曾吉至少应该把该情况通报给酒店服务员，让他们在整个酒店帮助寻找。然而，他却连这最起码的义务都没有尽到，只是打电话到总服务台说：“夫人好像外出了，请问她是否有什么留言。”而这些说法，也只不过都是曾吉一人的说辞，总服务台工作人员也说没有他打过电话询问的印象，还说他第二天早晨好像逃难似的离开了酒店。 到达南光车站，曾吉将吴英的行李拖箱委托车站行李寄放处保管。他为什么不把吴英的行李拖箱拿回家而是寄放在车站？也许行李拖箱无法随意处置，或许扔在某个地方迟早会露出蛛丝马迹，是想等到风声过后去车站取回行李拖箱再作处置吧。而且，他直到现在还没有去车站取回死者吴英的行李拖箱。 更何况，被曾吉用似绳索勒死的吴英尸体还是出现在他家附近杂树林空地上。 刑警分析，曾吉最可疑的行动是回到南光市的十七日那天。 他家保姆说："曾吉回到家里是十七日中午十二时半左右，到家时显得疲惫不堪，手上提的还是出门旅行时带的茶色行李箱。 曾吉自己说：“那天白天在家休息了一白天。傍晚六时左右离开自家住宅，乘上出租车前往一家电影院观看电影，花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来到街上，登上位于某大厦屋顶的露天啤酒店喝了三杯冰镇啤酒，晚上十一点前后乘上出租车回到家里。” 曾吉对此解释道：“电影院与露天啤酒店里都是人员众多，但没有遇上一个熟人。” 经过排查，当晚那家电影院与那家露天啤酒店都确实客满爆棚，尤其露天啤酒店更是摩肩接踵，露天啤酒店服务员反映，根本没有曾吉来过的印象。电影院售票窗口的女售票员、场内的女引座员和观众也都反映，没有见过曾吉的印象。一般而言，只要他外表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以及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言行举止，他那平凡的外表如同空气理应不会给周围人留下任何印象。电影《消失》是上映好长时间的影片，曾吉在出发去东阳市之前很有可能看过。假设他陈述电影情节与画面，也不能绝对证明他十七日晚上看过那部电影。出租车司机反映，记忆中也没有乘客曾吉的长相特征。总之，上述状况不能构成他没有作案时间的条件，也不是他可以主张没有作案时间的条件，假设曾吉是刻意伪装自己也符合逻辑。 曾吉单身居住，保姆白天来他家，傍晚离开他家。曾吉十七日晚离开电影院和露天啤酒吧后回到家里，完全是他一个人独往独来，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或问他做了什么。假设那晚八点左右按照事先制定的杀人计划诱骗吴英来到他家呆上一段时间，然后在十一时过后街上没有行人的时候，带她到附近杂树林里去散步，然后将她勒死…… 警方专案组认为，曾吉有杀害吴英的作案动机。通常，一旦与有夫之妇产生不洁的关系，易于引发这样的案件。女人婚外恋，是因丈夫的背信弃义，而足以让她沉迷于外面那个男人而燃烧自己的生命，不道德和不健康的行为始终伴有甜美的绝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