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北宋末年距今，已经过去了将近九百年，想要凭此找到这处北宋官窑的遗址，依旧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王小涛坚信只要自己努力了，就一定能够做到。 只是现在还不是时机，必须等到有一个合适的身份才行。 让北宋官窑真正被所有人认可，举世公认的意义，并不仅仅只是让北宋官窑的存在不再有质疑的声音，更是让所有九州人更好的了解那一段靖康之难的历史。 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展示九州瓷器文化，是何等的璀璨！ 官窑瓷器的细致精美在于，由于有朝廷买单，可以不计人力、物力、财力等方方面面的全部成本，这样所烧制出的瓷器，必然是精品中的精品。 另外宋官窑瓷器珍贵的另外一点，是因为器型和其它名窑瓷器器型的不同，宋官窑瓷器不以日用品为主流，而是专注仿古铜器、玉器等礼器而制成的瓷器。 比如眼前这些碎片中的官窑青瓷簋式炉，其形制就是仿商周青铜簋式样，然后还有官窑鼎式炉，是仿制的先秦时期的祭鼎烧制的。 先秦时期，鼎是放在宗庙里祭祀用的一种礼器，古时祭祀以青铜玉器为主，陶瓷主要制作生活用品，即便是瓷业已经十分发达的额北宋，亦是如此。 但在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影响下，宋朝皇室也兴起了复古之风，宋徽宗个人对瓷的青睐，让瓷器地位迅速提升。另外这位“青铜”皇帝在宫中还收藏了大量古董礼器，并编撰成书，此举大大解决了官窑烧制仿古礼器的技术难题。 真正让瓷制品登上国之礼器尊为的，是一场国难。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宫中礼器所佚失。 靖康二年，五月一日，康王赵构继帝位于应天府，改年号为建炎，为南宋第一位皇帝，史称宋高宗。 南渡后宋高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皇家的面子重新树立起来，建炎二年宋高宗在扬州设立郊坛开始祭祀，然而当时都是逃难而来，根本没有礼器用于祭祀，于是宋高宗便向还滞留在汴京的官员发出好找，让他们南渡时带上礼器。 然而第二年金兵继续南犯，仓皇而逃的宋高宗好不容易从汴京带出来的礼器，又在途中“尽皆散失”。 “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 这段史书记载的资料，便是当时最好的写照。 祭祀是国家大事，规格不能偏废，所用礼器本应是铜、玉制成，却没有条件，只能是暂且用陶瓷制品来做替代。 如此海量的需求，必定要设窑进行烧制，起初南宋朝廷采用“官民混搭”的方法，与地方大窑合作，先后在绍兴府余姚县、平江府等地的窑场下单，烧制宫廷祭器，两地算是南宋官窑的前身。 宋高宗对于余姚和平江两地所生产的祭器，始终不满，终于与绍兴十三年，下令开办皇家御窑厂，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 自此，这两个窑口，就始终承担起为宋廷烧造礼器，以及其他陈设器、生活用瓷的使命，直到南宋灭亡。 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官窑弦纹瓶杯是代表文物之一，它具有典型的仿汉代铜器式样，器身不满大片纹，纵横交错，线条简洁压制，釉色凝厚深沉有玉质感。 不过没有窑址出土的东西，即便是有大咖的认证，也难以成为铁证。 正如台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粉青三登方葫一样，这件文物是清宫旧藏，早年被定义为北宋官窑所制，切在三登方壶足内可有乾隆皇帝御诗《咏官窑三登瓶》：“修内成秘器，年陈陶气澄。那馀下策火，祗裂细文冰。葆有精神足，疵无髺垦曾。耤回閒玩古，即物祝三登。诗末署“乾隆甲午季春御题”。” 皇家旧藏，又有乾隆皇帝的御笔认真，已经可以说是极其富有说服力了，但这件文物迄今为止，依旧在文物圈内有很大的争议。 有人甚至提出了，此物为清代宫廷仿制品的说法，另外还有观点认为是明宣德时期的器物，因做工精致，仿真度高，就连大收藏家乾隆皇帝也把它当做北宋官窑的器物。 争执不休，最终台城博物馆，将原本定义为北宋官窑粉青三登方壶中，代表年代的“北宋”二字去除。 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那是哪个涉及瓷器文物鉴定的硬性标准，窑址物才能确定瓷器是否真品的最关键证据。 遗憾的是，现在存世的北宋官窑文物，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你们最好祈祷，这些瓷器的碎片，没有被毁坏到无法被修复的情况。” “不然，老子要你们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