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署二十四监的宦官们，对于纳税是非常抵触的，但是皇帝亲自下令，必须要遵从。 王国光对这件事是极其惊恐的，这放在封建时代，实在是太过于炸裂，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形容。 王国光满是惆怅的说道：“用人、理财之大端，王政之首务也。” 在王国光看来，国家不理财，是决计不能行的，没有理财之法，想做什么事儿，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大明眼下的风力舆论，是决口不能提理财之事，因为这涉及到了先王之法。 也就是崇古的腐儒们喜欢说的法三代之上的基本政治正确。 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常常将君子和小人对举互言，君子只谈义小人才谈利； 孟子中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只需要仁义就够了，不必言利； 本议有云：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仁义为大端，而利为末端，应该抑制末端而开大端； 曾子也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而王国光则认为，用人和理财才是大端，国家政务之首要。 现在张居正提倡的新政变法，纲领就是富国强兵，这两种都违背了儒家的基本政治原理，和儒家塑造的理想国背道而驰。 富国就要言利，强兵必然征伐，这和仁义根本没什么关系。 儒家塑造的理想国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人人有德，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要想实现这个理想国的基本方法就是施仁义，以得天下人心，人人爱人。 比如孟子就提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 尊重贤者，任使能者，朝中有才德出众的人在位，则天下就会野无遗贤，朝无幸位，天下之士人都很开心愿意在朝为官； 而市场，就是设立了税法而不征收，甚至干脆不设立税法，这样天下的商贾不苦于征求之害。都很开心，愿意把东西带到市场上来贸易。 施仁义以得天下人心，是一种遍布儒家经典的思想，是贯穿儒家发展两千多年的主线索。 比如之前万尚书不停的念叨的天下国家有九经中的柔远人。 儒家的态度是：关，讥而不征。 就是说这关隘去处，乃行旅往来密集的地方，如果怕有奸细诈冒，理所当然应该盘诘，这叫做讥；若为了抽取货物征税设立，就失了远人之心。 必定为关市之法，但讥察异言异服之人，而不征其税，则天下之行旅，皆悦吾柔远之政。 所以月港开关，就是一个扭扭捏捏的改革。 在道理上，儒家礼法，完全是说得通的，但是在践履之实中，总是一塌糊涂。所以制度设计中，万万要践履之实。 不断有人在挑战这种礼法的禁锢，但总是一次又一次的以失败告终，自古变法，善终者几人？ 大明朝经历了嘉靖中后期的频繁战乱，遍布大明国朝大半江山的动荡，遴选出了一大批的有志之士在朝，但对于天下而言，他们还是一小撮和少部分。 王国光略显有些失意的说道：“难。” “难又如何呢？”张居正却满是笑意的说道：“面对种种的困难，自然而然的升起了一种悲观，这不是大司徒所说的吗？大司徒为何要失望呢？” “我现在一点都不失望，也不悲观，陛下，睿哲渐开，大明，蒸蒸日上。” “你看，陛下带头交税，在大明这个集体的公之下，陛下作为皇帝，为公为天下之大利而纳税，这何尝不是一种大仁义呢？” 张居正把小皇帝的规划，从头到尾给王国光梳理了一遍，从稽税房到稽税局，从缇骑单独稽税，到税吏度支、缇骑稽查、宦官监察的多方制衡，从最开始的税票，到完整的基本征税制度的设立。 陛下这是在保税，根本就把权豪当做了敌人，这都是皇帝的大仁与大义。 “元辅教给陛下这种道理，不怕天下悠悠之口？”王国光惊诧至极的听闻了这一套组合拳的时候，呆滞的看着张居正，张居正天天都教小皇帝些什么道理？ 张居正的表情可谓是一言难尽，他摇头说道：“我其实想说不是我的教的，但似乎确实是我教的。” “且行且看，若是有必要，这儒生不做也罢。”张居正思虑了极久，说出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 从国家之制上而言，天子最大，从礼法而言，儒家礼法最大。 张居正此言，是对儒家先贤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