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离乡贱，本来就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尤其是对一些在地方上拥有着相当可观的乡土资源的豪强世族们来说，在乡里还是在他乡的区别将会更大。 这些祖籍南阳的江陵人士，当然是没有经历过祖辈因胡亡氐乱而流亡他方的磨难，但背井离乡、从头开始的事迹却是在家族内部口口相传、耳濡目染。 如果不是因为有着这些江陵名族的支持，湘东王也很难获得讨伐侯景乱军的争利。诸如梁王萧詧因为没有获得襄阳名族的鼎力支持，在与江陵的竞争中处于绝对的下风，只能投靠西魏才得以自保。 平定了侯景叛乱之后，不只湘东王因此获得极大的声望，这些江陵名族们也需要分享这一次投资成功的收获。而将中兴政权的中枢核心留在江陵本土，就是他们能够获取到的最大回报之一。 在经过侯景乱军和勤王、定乱大军的连番糟蹋，如今的建康早已经是残破不堪，再想重新兴建起来还不知要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等各项成本，而且这些成本又该由谁来投入？ 建康作为长久以来的南朝政治中心，是有着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王谢名门和三吴世族们虽然在侯景之乱中遭遇了巨大的损失，但也并没有被连根拔起，反而趁着对抗侯景乱军的过程中对乡土资源的把持越来越牢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地方实力派。 如果湘东王迁都于建康，那么建康城的重新营造必须要仰仗这些三吴名族的配合，秩序也需要他们加以维护，势必就会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凭着乡土根基逐渐挤压其他人的进仕空间，众多的江陵人士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除了湘东王的潜邸故属这一个身份之外，没有任何的优势。 诸如吴兴沈氏这样的地方强族，虽然也涌现了沈约等文儒名家，但本质上仍然未改其地方豪族武宗的特色。如果彼此间真的发生什么权位争执，湘东王又难以调和的话，人家振臂一呼乡兵群起，他们江陵人有个啥？ 具体到个人身上的话，就比如胡僧祐，如今他官居侍中、领军将军，可谓是江陵军府首屈一指的禁卫大将。可一旦到了建康，不只要被王僧辩等同体系之人压上一头，就连面对陈霸先之类入朝的地方实力派都要逊色一筹。 除了这些情势上的变化之外，建康如今的防卫情势也不容乐观。 北齐一次次的凶狠进取，历阳、广陵等江北重镇接连失守，使得建康距离敌境仅有一江之隔，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侵犯过来。 而上一次侯景轻轻松松的突破江防，也这长江天堑在群众心目中变得不再那么不可逾越。关乎到身家性命、政权安慰，被击破的信心可不会轻易的恢复起来。除非再发生类似的渡江之战却被守军迎头痛击，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拥有着守卫江防的能力。 江陵这里的城防倒也称不上牢不可摧，但在视野之内也并没有能够威胁到其生存的强大敌人。 西面的蜀中，武陵王萧纪虽然桀骜不驯、自立为帝，但出蜀的要道西陵峡口仍然掌握在江陵军府的手中。蜀兵只要突破不了这一江防要害便难以东进，更不足以对江陵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北面的襄阳乃是手下败将，岳阳王萧詧甚至需要投附西魏才能苟延残喘，更加不会是江陵军府的对手。 如果说有什么眼见的威胁，那就是势力横跨江汉的西魏荆州总管府。 但这荆州总管府同江陵军府也都互动密切，李大将军也并非暴躁粗俗的镇兵军头，本身便雅好学术、礼贤下士，而且还颇有名士风采。 就算是没有接触过李大将军的江陵人，此番归乡祭祖也充分领略到了李大将军和总管府的热情，可以明确的说，李大将军与其背后的荆州总管府和罔顾双方友好约定、趁火打劫、贪得无厌的北齐朝廷有着本质的不同。 北齐是立足于江北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择人而噬的野蛮人，而在李大将军治理下的荆州总管府却热情好客、雅量包容，是值得交好并拉拢的战略盟友。 当然还有最基本的一点，就算李大将军是假装的，荆州总管府也在等待时机、随时要对他们南梁发起进攻，那也远远比不上北齐带给他们的威胁更大！ 所以，究竟是立都于江陵，还是转移到下游的建康，起码对江陵人士而言，无疑前者是一个更佳的选择。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江陵人都会有着如此清晰且有条理的认知，还是有人觉得应该遵循过往的传统，称制于建康才算是一个正常的政权。否则远在下游的三吴地区民众们甚至都不知湘东王恩威何态，自然也不会将江陵军府当作中枢正统。 但任何观念的形成都是需要时间，建康这个所谓的南朝王业中枢也并非从来都是如此，当年仓皇衣冠南渡，谁又能想到晋帝司马睿自此开启数百年划江而治的政治格局？而且说到底，建康政权也不过只是偏安一隅罢了，抱残守缺实在是顽固的让人感觉可笑！ 这自然是李泰用以说服这些江陵人士的说辞，大家都得接受金瓯残缺这一个事实，即便是迁都于建康，政权仍然谈不上完整性。而且凭什么三吴之地就是畿下顺民，江陵百姓就是边野匹夫？ 为了给江陵人士管束这一系列的观念，李泰这些日子也是勤奋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