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院三天两头吐槽大明的“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现在却轮到大明的官员用这套来评说自己了，杜易斌不由略觉得荒诞。 当然，杜易斌并不奇怪，虽说宋应升在明末也算是少有的有良心有担当的官员了，但依然还是旧式文人，虽然起于“耕读”，但是本质上还是“治人”的思路，把百姓视作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劳力者”而已。 这种“劳心者”的傲慢，即使在21世纪也很常见，不过21世纪的生产力非常发达，教育极大普及，使得许多“劳力者”也能按照“劳心者”的思路去考虑问题，构建起新得鄙视链。 而在17世纪，象宋应升这样地方上的家族中有功名，出仕过得“耕读世家”，对普通百姓的态度亦不过视为蒙昧愚顽之徒。宋家兄弟这样的，还多少有些“仁心”，若是遇到“贪官”或是“酷吏”，那普通百姓在他们眼中，真连蚂蚁都不如。 别看他们也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实则操得是“大禹治水”的心，换而言之，他们并不关心水怎么样，只是关心水能带来多少利益和如何的避免水患。 尽管跟自己转了很多天，这旧思想的根子岂是这么容易就能挖出来的？要不是看在宋家兄弟都是17世纪少有的实干型人才，品性操守也是靠得住的人，他才懒得在他身上花这么大的功夫。杜易斌咳嗽了一声，用眼神制止了陆橙等人，让她们别那么激动，和颜悦色道： “宋先生此言不妥。自古男女人伦便是大事。何来小题大做之言？” 这句话先来个金钟罩，否定他的“小题”之说。毕竟延宗续嗣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的人伦道德观。 果然，宋应升不再言语，杜易斌又道： “我们的相亲大会在海南已经举行了很多次，不管是参加的人数还是提供的场地和规模各方面都比广州这次要大得多了。如果不是因为广州光复没多久，很多事情要优先处理，那广州市的第一次相亲大会就不会这样简单和草率。” 杜易斌这倒不是在说大话，要论热闹隆重，不说临高这样的“行在”，就是高雄也比广州强得多了。全是因为这“财政困难”闹得，他搞得这个相亲会也简陋寒酸的可以了。 “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和喜事，即使在大明也所谓人生两大得意事：金榜题名日，洞房花烛夜。既然是归化民们的大事和喜事，作为他们的上级，为男女双方选择自己的伴侣我们自然不会随便搞个官媒和书办来敷衍了事。 “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性情脾气亦有所不同。元老院治下的百姓都来自五湖四海，语言风俗亦各不相同，派一个官媒一个书手按名配对，容我说句粗话，这和牲口配种有什么不同？古人也云：夫妻琴瑟和谐方是美事。他们即在我大宋元老院治下，又为他们的终身大事做了安排，自然要考虑周全些。否则不就和那些饱读诗书却一肚子男盗女娼见利忘义过河拆桥的篡明官吏一样不把百姓当人看了吗？当然宋先生你不属于这大部分，不然我也不会劝你归顺我大宋。” 这番话夹枪带棒，噎得宋应升喘不过气来。虽然这番话并没有说服他，但是对方明显占据着“民为重”的制高点，要反驳起来并不太容易，当然真要辩，用“大义小节”之论要辩驳还是不难得。不过自己现在是阶下囚，也不必争这一时的曲折。何况从后半句里，他知道这大宋元老院还是非常看重自己——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是这多少还是让他有些得意——宋家兄弟当年当时中举，在全江西都传为美谈，然而随后多年都应试不第，一个同进士的功名都没有考到，不得不走举人选官的路子才能出仕。不但仕途上前途有限，在官场上也低人一等。 没想到万里之外而来的澳洲人居然会这么看重自己兄弟，宋应升不由大起知己之感。 “还有就是宋先生不知道我大宋的风俗：纂明正如宋先生所说，百工走卒和从良的妓女遣一官媒一书手按名配对即可，缙绅官员子女婚姻大事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没见面不了解就结婚。这样不考虑双方是否了解的风气或者规矩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我们讲究的就是双方见面你请我愿自愿选择，要考虑男女双方的选择，我们可以鼓励和劝说，但绝对不能强制指定，所以我们才举报这相亲大会，不管成还是不成，都是双方的选择，做好了选择就要承担各种各样的结果，至于强制指定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提倡不支持的。” 这套“风俗论”宋因升实话说是接受不能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不见得是金科玉律，不过也是社会上的普遍风气，男女自相爱慕而婚，按照礼法那就是“淫奔”…… 他默不作声，只听这杜元老侃侃而谈： “……而且在元老院治下，归化民只有职务和职称的高低之分而已，不管是县长还是工人，他们都是归化民，是没有高下之分的，这跟纂明是有很大不同的，宋先生以后就会慢慢了解的。”杜易斌一口一个纂明让宋应升很不满，要说“纂”，这赵家兄弟俩人可算是名副其实的“纂”了。 杜易斌还在侃侃而谈，宋应升已经无心听下去了，他已经从这杜元老的絮叨中大致明白了澳洲人不惜工本，小题大做的原因了。他们要得，无非就是一个示众的效应，让百姓们都知道元老院的“仁义”，诱惑穷苦的升斗小民投髡。 再想到从恩平到广州，一路上看到澳洲人的施政，无不是“以群众利益为先”，收买人心，尤其是贫苦百姓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