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总算安稳了，但洛阳此时却是暗流涌动。 洛阳是大汉都城，高官权贵聚集之所，皇帝刘宏自从去年冬天得病以来，身体日渐衰落，虽然尚能理事，但朝中的诸多势力已经开始各种揣测，甚至很多人开始进行布局。 皇帝更迭，意味着权力中枢的重新洗牌，大权在握的想要继续保持权力，冷落在侧的则想趁机入场。此时刘宏虽然还没有病入膏肓，但很多人已经在按照刘宏崩逝在做准备布局。 前期被刘宏一再打压的大将军何进，作为最有可能成为新皇辅政大臣的存在，自然被很多人看好。一改几月前门前冷落的状况，再次车水马龙起来。 诸多频繁到访大将军府的访客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袁家的袁绍袁本初。袁绍之所以引人关注，不止是因为他出身汝南袁氏，更是因为他在西园军中担任中军校尉，可以说是西园军中除蹇硕之外，职权最高的一位。 袁绍曾接受何进征辟，担任大将军府掾属，但时间不长就正式入仕为官，在西园军成立之时更是一跃成为这只新军中，仅次于蹇硕的存在。 何进被刘宏打压之时，袁绍曾一度与何进保持距离，但时隔不久，就再次与何进打的火热，却并非是家主袁隗的授意，而是激进党人在背后不断怂恿的结果，此事却是要从头说起。 袁绍出身于“汝南袁氏”，亲生父亲袁逢，曾官拜司空。但袁绍不是嫡子，而是庶子，袁绍的母亲只是袁家的一个婢女，是袁逢酒后性起才有了袁绍。 本来以他的庶子出身，是没什么机会获得家族重视的，但袁绍从小相貌英俊，长的漂亮，身为庶出又自小知道博人欢心，就甚得袁逢、袁隗喜爱。 恰好袁绍的伯父袁成，官拜左中郎将，早逝无子。袁逢、袁隗一商量，就把袁绍过继给袁成一房，他的出身由此转变为嫡子，终于有了获得家族培养的机会。 少年之时，袁家虽然在政治上处于低潮，但祖上的余荫还在，袁绍在洛阳太学之中仍是顶级的世家公子，与略小的同父异母弟袁术不同，曾作为庶子的袁绍并不会到处显摆二世祖身份，反而很能折节下交，在太学之中人际关系不错，很是结交了一群朋友。 起初袁绍走的也是传统的世家子弟仕途晋升之路，少年为郎，弱冠即出任濮阳长，那时袁家正好重新起势，叔父袁隗终于重登了三公之位。 不巧的是刚刚上任濮阳长不久，熹平二年（公元173年）他的嫡母（袁成之妻）就过逝了。他只能回家守孝三年。 三年守孝期一过，已是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朝廷的政治气氛已经完全不同。那时党锢之祸正愈演愈烈，永昌太守曹鸾的上书引起皇帝的震怒，再次加强了党禁。党人在与宦官的争斗明显处于劣势。 袁家本是士人家族出身，但却凭着与宦官的眉来眼去，得以避开党锢之祸，继续维持家族的上升势头。但袁氏想走的是左右逢源路线，并不愿完全依附宦官，与党人真的划清界限，自然就需要一个人出来，维持与党人的联络。 刚刚结束守孝的袁绍，作为袁成嫡子身份正好合适，以前在太学之中与党人又有足够人脉，自然就被选出来，代表袁氏与党人进行勾搭。 袁绍守满三年母孝，干脆就再补服父孝（袁成）三年。这三年可不是真的守孝了，袁绍这段时间与着名的当人南阳何颙往来密切，一起谋划救助了很多受宦官迫害的党人，从而在党人之中树起了巨大的名声。 三年孝期再过，袁绍仍然没有再次出仕，而是隐居在洛阳城外，继续为袁氏联结那些党人。此时已是光和二年（公元179年）。 这一隐居就是八九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内袁绍凭借在党人中的影响力，在家族中已经变得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时也依靠袁氏的权势，在党人中建立了所谓的楷模形象。 黄巾乱起，党锢解禁，之前四处隐匿逃亡的党人，终于能够再次公开活动。“隐居”在洛阳私下联络党人的袁绍，自然活动也公开高调起来。 然而党锢虽然解禁，但皇帝对宦官的宠信并未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党人与宦官的冲突并没有减弱，反而愈发激烈起来。 随着双方的冲突愈发激烈化、公开化，此时袁氏想继续再双方中间左右逢源自然是越来越难。中常侍赵忠对袁绍与党人公然往来及其不满，甚至曾其他的宦官说： “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袁本初抬高身价，不应朝廷辟召，专养亡命之徒，到底想干什么？ 袁氏家主袁隗，听到赵忠的抱怨，只能让袁绍放弃养望，再次出仕。袁绍再次出仕，起步是大将军掾，很快转侍御史，然后迁升虎贲中郎将，在西园军成立时迁中军校尉。 袁绍重新出仕，算是暂时缓解了宦官的不满，但党人却不会消停。冀州刺史王芬四处张扬，公开吵着要废立皇帝刘宏，其实已是激进党人的最后通牒，激进党人对宦官的仇恨已经到了容忍的底限。 面对党人的公然恐吓，皇帝刘宏的应对是武力威胁，成立直接由宦官领导的西园军，以及平乐观阅兵，向这些胆大妄为的党人，展示强壮的肌肉。 皇权和党人的冲突再次到了边界。虽然做两面派很吃力，但此时袁氏家族是有选择的，无论最终宦官和党人谁胜利，袁氏都可以不倒，甚至继续壮大。但袁绍哪？袁绍没有选择，他的政治潜力全部来源于党人，一旦党人再次失败，他袁本初必然成为袁氏家族的弃子。 虎贲中郎将和中军校尉都是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