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关东联军，讨董联盟，其实在军事上对董卓的直接威胁并不大，但却给董卓造成了明显的政治压力。
尤其是积极参与反董联盟的，有一大半以上，是董卓提拔起来的士人，这让董卓彻底明白了一件事情，作为关西凉州武人，他再怎么卖好，也无法得到关东士人的认可。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装了。董卓干脆撕下了伪装的面具，再次拿出了武人的蛮横做派。既然杀了刘辩，你们这些关东士人还不罢休，那我就彻底掘了你们关东士人的根。
当初光武中兴之后，定都洛阳，由此才奠定了关东士人的地位。这次，董卓决定要把都城迁回关西长安。
所谓关西，就是函谷关以西，地理范围上，核心区域主要是关中平原和凉州。关西易守难攻，是秦汉的起家之地，但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关西偏远的劣势就体现了出来。
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号称位面之子，六七年间就统一了中原，依靠的是关东的士人和豪强的支持，因此光武之后，关东士人的地位得以确立，都城就迁到了洛阳。
而随着都城这种政治中心的东迁，关西人的影响力就大幅下降。尤其是凉州，都城在长安时，凉州是关中的屏障，地位自然无需多言，但迁都洛阳之后，凉州就成为边鄙之地，逐渐陷落到地域鄙视链的最底端。
董卓作为凉州人，对这种地域鄙视链自然是强烈不满，加之他在凉州经营多年，根基深厚，把都城迁回长安，就可以更稳固的把持朝政。时间一长，关东士人的地位自然下降，而董卓却有可能获得关西士人的支持。
董卓把朝中大臣，都召集了起来，提出了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策略，迁都长安：“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雒阳，于今亦十一世矣。桉《石包谶》，宜徙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
此策一出，百官一时都被震惊的说出话来。此时，董卓大权独揽，能够在董卓面前能够说上话的除了近人，就只剩下三公杨彪、黄琬和荀爽了。
司徒杨彪马上就提出了反对：“迁都可不是能轻易进行的。当年光武定都洛阳，是因为长安被王莽弄残破了，现在都城在洛阳已经这么久了，大家都已经在洛阳安居乐业，要是迁都，一定遭到百姓反对，会造成很大的变乱。”
董卓对杨彪的意见嗤之以鼻：“关中那么富饶，长安残破，重建就是了。至于百姓，我需要和他们商量吗，有这么多兵马，我让他们上山下海，也得听我的。”
杨彪与董卓当场争执起来，太尉黄琬也上来帮腔站在杨彪一边，对董卓大加驳斥。司空荀爽看董卓要发火，赶紧劝解，才让双方暂停了争吵。
董卓此时已经不再相信这些士人，见杨彪、黄琬不给面子，直接找了个灾异的理由，就把两人的三公之位给撤了。换成了赵谦和王允。
党人，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之前曾今得到董卓的信重，这次却来进谏迁都之事，董卓更是大怒：“当初我刚刚来洛阳，你们劝我重用士人，我信了。但你们举荐的这些士人，现在全都起兵来反对我，这是你们两个小子在算计我啊”。
董卓再不肯相信这二人，直接就把这两个人杀了。两颗人头落地，朝中诸臣再也没人敢出声反对迁都，迁都之事就确定了下来。
不过要想迁都到长安，有两个在三辅之地手握兵权的人，一定要先解决。否则，到了长安，弄不好比在洛阳还危险。这两个人就是左将军皇甫嵩和京兆尹盖勋。
此时，京兆尹盖勋掌握着长安的守备兵马，时左将军皇甫嵩统领着三万兵马驻扎在扶风。于是董卓下诏，召二人入洛阳为官。
盖勋赶紧私下来找皇甫嵩商议，皇甫嵩的长史梁衍也劝说皇甫嵩直接起兵，与关东联军的呼应，皇甫嵩依旧不肯答应，甘愿放弃兵权，到洛阳就任。
其实，袁绍的讨董联盟一成立，皇甫嵩就知道，诸侯割据的时代到来了，大汉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只是此时的皇甫嵩，已经垂垂老矣，无力再参与诸侯争霸，而皇甫家的后代，他的儿子皇甫坚寿、侄子皇甫丽，都没有参与群雄逐鹿的能力。
皇甫嵩的事业最高峰就是平定黄巾之乱，他因此被封为左车骑将军，冀州牧。当时的皇帝刘宏这个封赏，真的是够小家子气的，把一个车骑将军的职位，一分为二，分别封给了他和朱儁。
即使如此小气的封赏，也没有持续多久，不到一年，他就再次被免了官职。免官的三年之中，他看到了刘宏死性不改，继续宠信宦官，那个时候他就对这个大汉朝廷彻底的失望了。
虽然，刘宏后来又拜了他为左将军，但此时的他，已经再没有什么为大汉尽忠的心思，只想在战乱之时，一心保留家族的传承。
董卓篡政也好，袁绍他们以讨伐董卓为借口，割据地方也好，都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愚忠之人？卢植不也弃官回乡了吗？
汉室皇家自己都如此不顾国家安危，难道他皇甫嵩就要替汉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