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了王承恩这个道理，而王承恩听后却道： “那何不暂时松一松，让陆文昭他们回来？” “这不行……”朱由检起身走向偏殿，王承恩紧随其后，而朱由检一边走一边说： “陆文昭带人在下面查，这会让一些人有焦虑感，有了这个感觉，他们即便再怎么盘剥百姓，也会顾忌锦衣卫而不敢如以前一般。” “巡查还得查，抓人也得抓，只不过得把力度控制好。” “去岁朝廷才选了多少官员？又有几人懂文识字？” “今岁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陆文昭就抓了御马监四万多人，交上了五千多官员的罪状。” “若是算下来，他一年岂不是要牵扯出十二万御马监的雇工，一万六千多官员？” “告诉陆文昭，除了做的太过分的，其它的暂时记下，秋后再算账……” 朱由检走到了书桌后，并坐下开始处理起了奏疏。 虽说游猎有趣，但总归得有一个度，他朱由检不是富家子弟，大明朝也没有表面上那么繁荣昌盛。 他若懒惰一日，那百姓就得吃苦一日，百官便肆无忌惮一日。 一日复一日，他若日日懒惰，那大明朝距离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 “殿下，这个度……” 王承恩有些把握不住朱由检口中的这个“度”，他怕自己出错，因此只能硬着头皮询问。 对此朱由检不假思索的回答：“人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我大明朝没有那么多知府，但银子却有很多，让陆文昭按照贪腐超过五年俸禄直接抓捕来办桉吧，不超过的就记下，等之后再办。” 五年俸禄，朱由检定的这个年限对于百姓来说很高，但对于百官来说却很低。 诸如京城那些次九品的衙役，他们一年俸禄也不过九两银子，而他们每日偷摸偷取的“规费”便多达数十文。 真用五年收入来算，他们也就两三年的职业寿命罢了。 这群底层的衙役随时可以换，而能管理一省、一府、一县的官员缺不容易找，还是得酌情处理的。 不说国朝内部，便是正在带兵与莫卧儿将领米尔扎对峙的黄龙就是一个例子。 黄龙眼下三个官职，一个散阶在身，年俸合计不过九千多两银子，而一场大战他随便“奖励”自己的战后分成，就足够锦衣卫把他抄家流放了。 可是、朱由检会流放黄龙吗？自然不会。 哪怕日后有能取代黄龙的人，朱由检也得留下黄龙，因为他是备用的那一个。 除非大明能批量走出黄龙这样的人，不然朱由检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这是吏治方面，如果黄龙牵扯到了一些不该牵扯的事情，那朱由检即便再不舍，却也得狠下手来惩处他。 “该拿的拿，不该拿的别拿……” 朱由检说这句话时，特意看了一眼王承恩，而王承恩也连忙低下了头。 王承恩虽然木讷，但他毕竟也是人，手里掌握着每年流水数千万两的官场、盐场、茶场、酒场，他又怎么可能不会自己牟利？ 自天启四年以来，庙堂之上的声音基本都是由朱由检发出。 执掌权柄近七年，朱由检也被一点点的抹掉棱角，面对反腐反贪也不再那么魔怔了。 反腐反贪成为了一种约束官员的手段，仿佛在他们头顶悬了一把剑。 这把剑什么时候落下，这点由朱由检说的算。 他不再追求百官清廉，只希望那群贪官污吏在偷拿偷取的时候能给百姓留足数量，别再像陕北民变一样搞出什么“额外征税”的幺蛾子。 哪怕他们不作为，只是按时把赋税收上来，那朱由检和百姓也都能夸一句他们了。 经过陕北民变的事情，总体来说是吏治的问题。 至于封建税收问题则是不管朝廷怎么对士绅豪强加税，士绅豪强总能找到办法转嫁给底层民众。 封建税收的问题朱由检早就意识到了，所以他一直在提倡免除杂项，降低田赋，清查吏治，将大宗商品国营化。 他有把握朝廷的政策是惠民的，但政策在执行上的问题却很大。 政策能不能真正惠及民众，这需要官吏们的自省和执行。 大明的底层民众，说到底还是那占据国家人口九成不到的农民，惠农就一个政策，那就是不断地降低田赋，直至消除田赋。 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将那些繁杂的税收简单化。 大明眼下尽管已经被朱由检取消了十几种杂项，但存在的杂项依旧还有二十几种。 大旱在消退，这三年时间里是朱由检对建虏出手，让藩王立足南亚，同时降低百姓负担的好机会。 这次机会错过了，就只能等到十四年后了。 杂项实际上就是商税，因为项目太杂而统称为商税。 大明曾经的商税分为住税和过税，其中住税分别有官店钱、塌房钱、市肆钱、门摊钱、落地税、牙税、酒税、醋税、屠沽税、油税、茶税等等二十余种。 至于第二项的过税，又细分为钞关税、门税、抽分税、淮安四税等十余种税种。 到眼下天启十年，经过朱由检提高五司地位，眼下大明的商税分为了住税、过税、酒税、茶税、盐税、矿税、市舶税等七大税，二十九种小税。 税收繁杂，需要动用许多胥吏征收，而大明眼下都是官员，都需要发俸禄，自然不可能再搞出个二三百万官员来收税。 税多，百姓交的湖涂，朝廷收的湖涂，只有中间和基层负责收税的人赚的盆满钵满。 就从这点上来说，朱由检宁愿少收，也要把商税简单化。 想到这里，朱由检拿出一本奏疏，一边说一边写道： “传令旨给毕自严，将商税之中的住税和过税列出名录，再将单项税收的每年税银给列出来。” “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