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造成了曹魏集团的矛盾与割裂。
在军事上，他们将沈晨视作大敌，屡次打击。
可在文化上他们又奉沈晨的书籍为正统，即便嘴上不说，可连曹魏统治者都治，就更别说底下的世家大族和豪强寒门了。
因而面对沈晨，曹魏集团的态度还是很复杂，军事文化不同对待产生了精神错乱的感觉。
但到《人论》出来之后，就不同了。
《人论》极大动摇了曹魏的统治，让底层百姓较为浮躁，很多人甚至拖家带口，脱离北朝，跑到了南方去。
一系列的情况让曹丕都有些措手不及，不得不想办法对抗。
只是以目前沈晨在儒学上的影响力，想要将沈氏的影响抹除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现在的大儒们顶多是对古代的经典进行注视，也就是解释儒家文化。
而沈晨是直接自己写了几本经典出来，自己就是儒家文化的创造者之一，跟孔子、孟子、荀子一个地位。
所以想对抗或者抹除，除非再出来一個圣人，但那完全不现实。
因而曹丕也只能选择躺平，听之任之。
现在乐详提了出来，又让他想起了这个糟心的事情，扶额说道：“朕自然知道这件事情，然沈晨那厮为当世大儒，儒生们现在都治沈学，便是马学郑学都不治了，想要与之匹敌，谈何容易。”
乐详想了想道：“臣以为，陛下可以效仿武帝。有用则用之，无用则弃之。《诸子言》和《沈氏经》提倡的实用主义、思想教诲、知行合一都不错，可以保留。《人论》对陛下不利，不如禁止在北方传播、抄写、谈论。”
“禁止？”
曹丕左手撑着下巴，右手轻轻敲击着面前的桌案，陷入了沉思。
自春秋战国以来，知识都极为宝贵。除了历史记载有秦始皇焚烧一部分书籍之外，就再也没有官方严令禁止某本书的事情。
后世有营销号说法家的《商君书》是我国第一本禁书，是汉武帝时期禁的，但实际上《商君书》不仅在汉代十分流行，还是当时汉朝皇室要学习的主要经书之一。
比如晁错在伏生学习《尚书》之前，跟的是一位叫做叫张恢的老师学《申子》和《商君书》，汉武帝时期的丞相卫绾上书说民间学习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会危害到国家，请汉武帝罢黜。
就连刘备临死之前都嘱咐阿斗，可读《汉书》、《礼记》，间暇时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可见当时朝廷并未将《商君书》列为禁书，只是取士者必须学的儒家，因此导致当时学儒的多，学法的比较少。
甚至就连秦始皇焚烧书籍，也并不是把这些书籍彻底毁掉，而是指非博馆藏书，流落在民间的书籍毁去，基本上被毁掉的书籍都在秦始皇的博馆中有备份。真正烧书的是项羽，把咸阳给烧了，导致不少典籍失传。
因此至少在史料当中，明确记载有真正开始被列入禁书的，是从明朝叫门天子朱祁镇正统七年开始，被彻底禁止的《剪灯新话》，明清以前，都没有禁书的说法。
这意味着如果曹丕把沈晨的《人论》列为禁书，那么将开启历史上第一本禁书的先河。
“嗯。”
过了片刻，曹丕缓缓点头道：“文载公言之有理，这等无父无君之论，确实应该禁止，朕回去之后，便颁布诏令，不允许《人论》在各大世家收藏、流传，太学也不能讲这本书经义，凡此书有者，皆焚毁。若私藏，则以谋逆处之。”
“陛下英明，只是《人论》毕竟波及甚广，很多儒生们都学习，若是定下的罪责过大，恐引发大量儒生惊惧，万一他们与南朝有所勾连，那就更是不好，还是希望陛下谨慎为之。”
乐详拱手行礼，《人论》确实给他们这些传统儒生造成巨大的冲击，虽然沈晨的《人论》已经是在贴近儒家思想，然而这里面把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驳得体无完皮，且倡导人格平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显然与儒家阶级分明、君辱臣死的忠君思想相违背。
因而对于传统儒生来说，《人论》并不受他们的喜欢。反倒是那些年轻儒生，塑造性强，更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一旦被他们将《人论》这样的书籍奉为圭冕，恐怕对朝廷的统治不利，所以乐详才希望曹丕禁止。
不过想全面禁止一本受众较广的书也不容易，因为之前的书籍都是竹简，本身保存不易，还存世稀少，因此即便有不利于统治的书籍，可传播范围小，朝廷统治者也无需禁止。
但现在随着沈晨完善了造纸术以及发明了印刷术，二十多年下来，南方的印刷能力和纸张数量已经完全普及。
北方也相差不大，至少大量的世家权贵手中都已经有了纸做的书本，像《人论》这样的书籍，印刷厂没停过，一直在往北方倾销。
所以这个任务对于曹丕来说，还是非常艰巨。甚至一不小心，还可能儒生们的反抗，动摇其统治。
因此乐详希望曹丕还是小心行事，不要一开始就搞得太大。
曹丕觉得乐详说得有些道理，想了想便问道：“既然如此，那依文载公之见，朕应当如何？”
乐详就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