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必须全面、客观，杜绝先入为主的立场倾向。 所以，我偶尔接触到孙向强命案线索，便预判其该事件牵涉到收容、暂住证、违法、警权等深层次的问题很严重，懂得采写务必不能出差错。 吴铭记者：你和摄影同事拍到了孙向强遗体表面的伤痕,可以证明他不一定死于心脏病猝死。为什么不及时发稿?直到尸检结果出来，你才发出报道？ 陈雷记者：为了规避这篇独家报道可能带来的意外风险，我尽量小心，甚至宁愿违背新闻时效性原则。实际上，我们去殡仪馆拍下孙向强遗体伤痕的照片，难道就不能发表吗？能。如果象日常报道一样抢时效，我可以即时发稿。不过，为了拿到最有说服力的扎实证据，我决定等到广南大学医学院的法医鉴定结论，直截了当否定越州市精神病院河村分院（市收容救治站）的结论。从而，我向部门主任、分管副总编和总编辑层层汇报了此种想法后，得到上司们一级级同意。 实际上，这种对公权力监督采访保持高度紧张的警戒心，恐怕是华国记者职业的特色之一。苛刻的教训比比皆是，于是记者们在采访之前往往形成自保的戒备心。譬如，几天前一个省份的飓风报道就让该省高官大怒，公开指责有关媒体夸大死亡人数。在官员们的官场“逻辑”里，记者亲眼看到、听到的都是虚幻的假象，只有办公室统计的数字才是唯一真实。记者下去采访报道，就违背了萱萱纪律，就应该受批评甚至处分。华国有的官权对抗媒体监督一向如此颟顸，记者们为了职业安全，久而久之被逼良为娼，只好发统一口径的新闻通稿，或者顾忌本身的职业操守干脆放弃，因为缄默也是一种抵抗官权压力的态度。于是，我和摄影同事在广南大学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做出正式的死亡鉴定结论后才发报道，则是一种宁可损失时效也要换取采写安全的不得已法子。 就是这份尸检鉴定结论，成为孙向强事件调查报道的牢固基石。它写明“孙向强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翻译成通俗的话，孙向强是被打死的。在该案中，广南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教授实事求是的工作尤为可贵，对孙向强的死因鉴定一锤定音。 吴铭记者：孙向强死了，在违法收容中被打死。他，到底被谁打死？要回答事实，只有继续采访，挖掘事实。你调查采访孙向强被收容而死的过程中，越州市有关部门的拒绝态度让你意外吗？ 陈雷记者：调查采访孙向强死亡事件前前后后历时一个月，我先从外围采访开始，即从他的朋友、同学和同事介入，然后直奔他最后待过的相关医疗机构，也就是救治站，再扩展到其它政府机构。为此，我走访了王村派出所、越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越州市收容救治站，给该事件的另一方以机会来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三个地方都拒绝采访。就此，我毫不意外，因为他们接受采访的话将暴露收容孙向强的违法犯罪嫌疑。虽然我至今不清楚孙向强到底在哪个地方被打死，但是，对方沉默亦表明了一种诡异的态度。 真相也许就在门后，记者永远尽管无法100%还原，只能无限逼近来打开。本人调查采访充分、中立、客观，排斥了先入为主带偏见的眼光，让孙向强死亡事件所有牵涉者都有发言的权利和机会。 吴铭记者：你写这篇新闻稿，如何做到零度情感？ 陈雷记者坦言：“忠于事实”，是新闻报道的最基本原则。《被收容者孙向强之死》有意使用简单而平实的语言，使该篇调查报道始终遵循着这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为此，我写稿保持着一种客观冷静的状态，既没有滥施同情，也没有煽情、偏激和冲动。任何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都会导致报道的倾向性，从而破坏新闻的客观公正。交了初稿，后续的编稿得到责编、主任、副总编和总编辑一起把关、润色，确保这篇稿子以事实赤裸裸地呈现给大众，用事实说服公众明白孙向强被收容致死是一桩本可避免的冤案。 简单概括，每一名记者在任何时候采写新闻都要尽力冷静和克制。尽管长期坚持这种态度很难，但必须做到。何况，记者采写新闻的时候，不能把自己的角色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或者老百姓容易动情而偏颇。一个记者只要报道了事实，而且是经得起推敲的事实，你的任务可能就已经完成了。总之，记者所做的只能真实、全面地报道事实。 我们《南国都城报》刊发孙向强案，会使公众看到了华国舆论监督趋向成熟。媒体准确而客观地报道事实，尽可能完整清晰地还原事实，令新闻事实本身具备生活中真实事件的不同寻常性和震撼力。 吴铭记者：你会追踪报道吗？ 陈雷记者：我作为深度记者，报道出了孙向强被违法收容冤死的事实就足够了，后续应该由负责司法系统的跑线记者跟进。此事件的随后发展如果迅速，可能包括广南省与越州市政府有关部门立案查处、孙向强家属得到国家赔偿，甚至或许废除收容制，将是社会各界合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