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润石与何锐长谈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42年7月10日，他接到了世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请军委转达的信。在信中，程若凡请李润石帮忙，对于印度地区的革命人士并不热衷加入世界人民解放军的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宝贵意见。
看完这封信，李润石也觉得很为难。他在印度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印度文明的特点给李润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润石铺开信纸，本想写一封拒绝的信。不过想到革命事业，他还是没下笔。
印度给李润石留下的印象中，最强烈的乃是这个地区的各种差异。虽然印度本身的问题完全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来分析，但是这样的方法论分析后，得到的唯一解决方案只有让印度回归到以前的分裂状态。
在这样的分裂状态下，印度的革命者们就没有投身世界人民解放军的动力。原因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原因之一，就是印度现阶段没有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改变内部的冲动。既然不需要外部的资源，自然没有前往外部的需求。
最终，李润石在回信中写下自己的核心看法，却没有讲述更多。除了因为印度地区的问题相当复杂之外，李润石也不想将时间消耗在印度地区。李润石曾经认为，印度地区是革命的沃土，经历过很多事情后，李润石发现自己或许太乐观了。
相较于印度，其他殖民地放的革命反倒更加容易。因为当地并没有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成熟社会模式，只要中国打进去，赶走殖民者。并且迅速将该殖民地的经济无缝连接到中国市场上，再清除掉顽固的敌人，这些前殖民地立刻就顺畅的运行起来。
与其他殖民地相比，印度的问题不在于分裂或者统一，而是印度各地区根本没有完成一次彻底的现代社会构建。旧有的社会制度与英国人强行捏合的手段揉捏在一起，经过300年的殖民统治后，形成了一个很顽固的体系。想打破这个体系，就必须先引入全新的体系。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
如果中国真的要彻底改造印度地区，那就非得在印度地区各国内杀的血流成河不可。这种做法既不可取，中国也没有足够的时间。
尤其是与何锐长谈后，李润石顺着何锐指出的方向看到了一种未来的巨大可能性。既然中国决定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就决定了必然出现两个中国。一个中国是中国本土的中国，一个是为世界资本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华帝国主义的中国。如果中国国内的金融帝国主义派占据优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两个中国就将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面对这样的难题，李润石真的没有时间去考虑印度地区的事情。因为印度地区不管怎么闹，最终都只可能服从于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决定未来印度地区命运的最重大因素，并不来自于印度地区内部，而是来自于中国的发展。
处于被动状态的并不是只有印度地区，而是整个世界都将受到中国这个主导性力量的左右。
写完信的时候，李润石大部分脑力其实在中国这边。写完信的几秒后，李润石更是完全忘记了此事。因为何锐在长谈中讲述了许多中国未来的可能，以及这些可能背后的方法论。
譬如，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并非是夺取自己的利益，而是先打击自己的盟友。只有先给盟友套上枷锁，中国才能更顺畅的走下去。
李润石回想着何锐的话，突然有些心烦意乱。他曾经以为何锐的思想都放在光明面上，这次长谈才让李润石看到何锐脑海中黑暗无比的那部分。这部分黑暗并非邪恶，而是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方法论。
在何锐讲述的诸多方法论中，给当下的李润石留下最印象的事对日本的处置方式。在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中，日本出力极大，必然给与日本以相应的报酬。何锐并不反对给与日本报酬，而是用阳谋的方式，通过产业划分的方式给日本带上枷锁。
李润石听很多同志们说起过对战后日本的担忧，他也考虑过各种方案，暂时没能想出如何在不得罪日本的情况下钳制日本的方法论。
何锐的方法论很简单，那就是将日本培养成中国最有价值的资产。日本这个资产的价值体现，就在于其作为跟随者的身份。日本最大的弱点在于其缺乏市场，中国需要利用自己掌握的市场，将日本的经济限制在某些领域上。
这些领域肯定能让日本获得丰厚的收益，却也仅仅如此而已。中国出于国家考虑，不能用暴力或者敌对的手段打击限制日本，而是要通过界定各个市场准入标准的手段来约束日本。这种限制手段首先需要中国在产业与技术开发领域拥有强大的实力，也就是说，作为实业生产的中国必须拥有绝对的优势。同时再利用各个地区国家市场的内部获利需求，制定实际上限制日本的准入标准。
哪怕是以李润石的天分，现在也只能能理解框架，却还没办法理顺框架。便是如此，李润石已经确定，这种手段足以在很长的时间内让世界发展按照中国的意图进行。
只要完全掌握这种方法论，不仅是日本，其他所有盟友都将在中国面前俯首帖耳，跟随中国的步伐，服从中国的安排。
思考了好一阵，李润石觉得很累，视线随便看的时候就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