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看法：“总动员制度的基础是维持每个人都有就业，都能靠收入维持生活。以美国的自然禀赋，工业水平，基础建设，想只靠战场的胜利就导致美国经济崩溃，难度非常大。中美两国比较的话，中国经济更脆弱。想让美国承认战败的前提是，美国上层必须认清美国的战略意图彻底破产，而且美国人民厌倦了战争，不肯再为他们的情绪付出代价。”
李润石作为政治家，思考的自然是如何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面前这两个家伙的见识虽然缺乏政治内容，但是他们本就是金融与企业出身，本就是从金融与生产的角度看问题。
听着这两个家伙的评价，李润石觉得自己不太好对他们作出判断。如果从工业发展角度看，这两个人绝对不是反动派。但是从政治与人道主义角度，李润石实在是没办法喜欢他们。
结束这次会谈后，李润石并没有继续工作，而是默默地抽起了烟。雷巴西与任柳这样的同志无疑是何锐执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所创造出来的代表性人物。理性，坚定，孜孜不倦地追求效率。从个人角度，这两个人即便谈不上爱心人士，也不是充满恶意之人。两个人在政治上的最大特点只是对“普遍公平”的理解与普通民众有很大差距。
何锐之前对李润石描述过的“未来的不平等”在这两个家伙为代表的一批人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这批人对于食利阶层并无好感，甚至反对食利阶层。所以他们的企业中不存在终身股份收入，企业成员所有收入与其对企业的贡献挂钩。
进入这些企业的门槛只有其成员的个人能力，由于消除了封建与行会因素，这些企业内部不存在剥削问题，或者剥削成分很少，所以企业成员收入远高于同行。
因为有相近的能力特点，这些人很容易达成共同观点。那些试图通过打击别人获得垄断地位的成员因为伤害到了整个企业的利益，都被无情解雇。企业内部的互帮协作成为必需，所以内耗很低，进步格外迅速。
这些企业处于各个行业的龙头位置，得到了国家产业发展的最大红利。这种企业领导者们有足够的战略眼光，所以乐于合法纳税。种种特点，都强化了这些企业在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很自然地创造出了巨大的不平等。
如果没接触过这些企业，李润石会认为这些垄断企业需要被限制。接触过之后，李润石发现自己竟然没办法想出一个政治上的合理解决方式。打击这种企业就是自毁长城，对中国经济有害无利。但不扭转这种合理合法的不公平，对政治上有害。
最终，李润石掐灭了烟头，先把现阶段怎么选择都是错的问题放到一边去。东南亚地区的解放事业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以当地人民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基本属于100%正确的路线。对于现阶段怎么做都错的选择，就等到世界解放战争结束后再去考虑吧。.